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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也是出版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二十年。长期以来作为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和领域的一个主要工具的出版业，近二十年来逐渐经历了五个转变过程，即由传统的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把图书发行当做单纯的窗口行业向产业化转变，由区域封闭型体制向开放型转变，由原始的手工操作向以电脑管理为主要手段的化管理转变，以及由均衡发展向不均衡发展转变。而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的属性和社会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而重要的变化。
本文主要中国大陆出版业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出版的规模、结构、体制以及中共在出版政策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及原因，并和讨论这些变化的意义。
一、出版业五十年来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简略回顾
自1949年至今，五十年来出版业的发展过程可被粗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79年 这三十年可被视为中共领导下出版业的初级发展阶段。虽然1949年以前出版业即以存在，有不少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等，但由于以前中国经济和等方面的落后，那时的出版业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销售额和利润都相当少。1949年以后，大陆的出版业开始了一个新的起步和建设阶段。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出版业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发挥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当时出版量最大的图书是《毛泽东选集》[1]；出版社的规模小，数量也不多，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外，其他省基本上每省仅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经营方式则属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投资、下达计划和任务，然后统一由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销售；全国的出版业被政府完全垄断，出版社之间不存在竞争，出版社以服务政治为唯一目的，基本上不考虑利润和经营状况。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很简单，中共刚建立政权不久，稳固政权、维护执政地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当时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是为中共的政治目标服务，故而出版业完全不能考虑自主的市场开拓。这种没有经营意识的出版体制使得出版业发展缓慢，完全仰赖政府的财务支持。
八十年代 与上一阶段相比，八十年代是图书出版业的大发展阶段。其最大的特点是，出版社的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出版业中开始出现市场竞争，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各出版社开始有了商业和自主意识。自从中共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刺激和要求下，有关部门开始对出版业实行自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政策，国家对出版业则在政策上指导，经济上鼓励出版社自理。同时，各省、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也被允许组建各自的专业性出版社，有实力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从此，图书出版量大规模增加，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化。另外，在出版社内部也引进了竞争机制，部份地区的出版社还尝试实行有限的承包制。这样许多新成立的出版社体现出充份的活力。在图书发行体系方面，除了传统的新华书店这一发行系统外，也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渠道，即集体、个体发行体系，并开始改革旧的购销体系。[2]
九十年代 这一时期是图书出版业最繁荣的阶段，出版业开始走上了国际化、多媒体化、多元化以及集团化的发展进程，在出版业的结构、编辑政策、发行体制等多方面都出现了很大变化，出版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央、地方、大学、专业四大类出版社各据其长，互相竞争，同时，集体和个体图书经营者开始更多地涉足图书出版业的各个环节。出版界的业务量快速增长，利润逐年递增，开发了许多大型的出版项目，并建立了各种图书评论和评介系统。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多边和国际合作，国外出版社开始向中国大陆这个潜在的超级图书市场进军，试图在这个市场中占住一块地盘，而中国的出版社也努力与国际接轨，积极面向世界图书市场。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一阶段出版业逐步走向成熟。[3] 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相应法规，市场竞争秩序比较混乱，出现了一系列。如选题重复导致图书质量差，粗制滥造；出版社的图书积压严重，造成经营亏损和资金周转困难；发行体制杂乱无章，盗版横行；集体和个人经营业者的不规则介入，出版社大量出售书号；出版社内部体制理不顺，出版社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等。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也是出版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的时期。[4]
二、出版业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主要变化
过去二十年来，出版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由国内到国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方面有了质的变化。
出版数量与规模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出版数量与规模均有显著变化。（见表一）
表一. 改革开放前后图书出版情况比较
年份 1996 1978 1984
图书出版品种 6,967 8,941 29,346
其中：新书 4,596 7,594 22,007
总印数（亿册） 21.80 11.57 30.85
总印张（亿） 48.48 55.84 158.72
年人均拥有图书（册） 4.7 3.9 6.0
总用纸量（万吨） 11.39 13.32 37.30
总销售金额（亿元） 4.8 9.3 24.5
年人均购书（元） 0.65 0.97 2.36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1984年全国图书出版种类近三万种，比1978年增加两倍多，比1966年则增加了三倍多；1984年图书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近两倍，比1966年增长四倍多。在这一时期，地方出版社不再甘心只扮演地方军或中央级出版社的配角，不愿意仍旧象以往那样，仅仅出版党政、中小学课本等租型书以及单纯地方型简单读物（如配合当地中心工作的小册子、介绍蔬菜种植之类的技术知识读物和以地方戏为主的文娱演唱材料）。[5]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在会上提出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自订方针。从此，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迅速增加，并开始相互竞争。到了1984年，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中央级出版社。[6] 随后，图书出版量的增长逐渐放慢，出版社转而关注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以及出版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善。[7]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长，图书出版量再度大幅度上升，1994年全国出书达10万种，1997年则增加到12万种。[8]
出版社大量增加但冗员低效
1956年全国只有97家出版社，到了22年之后的1978年，出版社数量仅增加到105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出版社的数量一跃而翻了两番。其中，1983年新建出版社50家，1984年此数字为36家，1985年为86家。这样，到1985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已增加到416家。到1997年，全国的出版社总数已达到565家。[9] 但是，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出现了印刷能力、纸张供应和发行渠道不足、出版社的编辑及审稿水平不高等问题，出版业管理部门开始担心出版社发展过快，超过社会的物质承担能力。[10] 中国的出版社还存在着另一类问题，即冗员多、效率低。中国稍大一些的出版社一般都有从业人员50人以上，普遍多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社仍有依靠国家资助的心态，运作中不注重实效和经营。
出版物品种结构的变化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版业出版的图书品种逐渐多样化。在当时思想界的活跃气氛下，出版业出版了许多翻译、编译的书着。到了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的结构则日益齐全，许多大型出版项目也相继问世。九十年代下半期，中国的出版业开始从出版社的盲目扩张转向提高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需要。[11] 表二反映出八十和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结构的大致状况。九十年代、社会类图书的比重有所上升，思想界知识分子的力作受到读者越来越大的欢迎，读者的思想日渐活跃、视野变宽、观察问题的深度加深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类图书的出版数量迅猛增长。从1993年到1997年每年都出版6千到7千种经济类图书，不仅包括大量经济学著作和普及读物，还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此类书着。同时，类图书的出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每年的出版量都达3千至4千种。与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类图书的走俏相对比，传统的政治经典书（如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出版却日益萎缩，每年的出版量从1993年的222种下降到1997年的138种，其数量已是微不足道。[12] 这反映出，尽管宣传部门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但九十年代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传统意识形态读物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少了，传统政治读物的出版销售每况愈下。[13]
表二.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结构比较（分类数为％）
年份 1985 1993 1997
图书出版品种总数 45,603 96,761 120,106
其中：哲学、社会科学 10.8 12.5 12.2
文化、教育 42.3 45.1 47.9
文学、 13.9 15.5 16.0
科学、技术 21.2 19.6 20.0
其 他 11.8 7.3 3.9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音像放映电器市场（如各类录音机、录像机以及CD、VCD、DVD播放设备）的快速发展，音像产品市场急剧扩大。从1993年到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内，盒式音带的品种增加了近3倍，激光唱片增加了近8倍，录像带增加了2倍多，VCD的出版品种数量则激增了13倍。适应于旧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密纹唱片已基本消失。[14] 但中国的音像产品的品种、质量和还很落后；而且缺乏有良好艺术素养的音像产品编辑和制作人，出版的音像产品往往显得理念贫乏、选题陈旧；此外，中国也没有建立独立、高效的音像产品发行体系。
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摩擦和整合
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并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
首先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出现了摩擦。由于集权体制的特性，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出版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因此设在北京的中央级出版社就有地利之便，能在图书市场上凭借此地利优势而占据较大份额；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上升、书价提高。地方出版社对这种天然劣势的状态自然越来越不满。而中央级出版社又受到中央政府较严格的约束，不能象地方出版社那样突破现行出版管理体制、灵活经营，因此中央出版社对地方出版社利用地方体制环境宽松而施加竞争压力也时有怨言。
在地方出版社之间，同样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摩擦。在出版社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地方出版社之间还存在着因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行政性分工，由于分工码头的不同（如属于政治经济等综合类出版社，或属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少年儿童、教育、美术、古籍等专业类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盈利能力有明显差别。比如，教育类或少年儿童类出版社获准出版各类教学辅导材料和书，这种书重版率高，销售量大，成本低，所以利润极高。于是，码头好的出版社从业人员可以少出力、多赚钱，而码头差的某些专业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出力多却挣钱少。由于有巨大的利益差别，很多政府部门就设立种种制度壁垒，以出版业的专业分工为借口，保护隶属于本部门的出版社从事垄断性经营。这种分工其实是集权体制的产物，是由行政权力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15] 它不但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大型多元化、多媒体的出版集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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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2 1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