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再论集体农业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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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我国农业集体化绩效的解释，既有的主要结论是集体农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导致对有效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本文的讨论试图说明，在农业社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都拿走之后，已很难在农业社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作者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关系做了实证，验证了上述论点。;
［关键词］激励机制 统购统销 经济绩效;
一，;引言;
1950年代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历时二十多年，然而农业社;的绩效并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解释农业社绩效低下的原因时，主流经济学更多地是着眼于农业社内劳动投入的激励。其中最典型的解释是，农业社内劳动计量与监督的困难所导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集体农业对劳动投入缺乏有效的激励。还有一种观点则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立场。由于集体经济的监管人不拥有集体经济的剩余权，因此，这一产权残缺导致集体经济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而在家庭经营下，原来的农业社社员现在自己就是“剩余索取者”，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监督劳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制度安排被认为不仅解决了农业社合作生产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社员偷懒问题，而且避免了集体经济对其监管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  

然而，这些强调激励机制的经典只涉及农业社制度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在分析我国集体农业的经济绩效时，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自1953年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国家拿走了农业社的大部分剩余，只留下仅够维持农民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口粮，激励机制的作用空间已极为狭小，客观上已很难在农业社内建立起按劳取酬的激励结构。针对政府一方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农民除了在农业社里采取早已为人熟知的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之外，还采取了更隐蔽但也是更严厉的“瞒产私分”;等对抗行为。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针对农业社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那么后者则是统购统销制度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分析农业社问题时，不能仅仅将目光囿于农业社之内，而是必须考虑农业社之外的宏观政策因素对农业社绩效的。;
本文以粮食生产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对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绩效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论点。;
二，文献综述;
组织的绩效取决于激励与约束是否有效。对农业集体化绩效低下的主流经济学解释是，由于农业社对社员和监管者的激励不足，从而使农业社丧失了两个积极性。而取代农业集体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解决了激励问题。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结为激励机制问题。;   
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将农业社的劳动视为一种团队性的合作生产。相对于个体小农的分散经营，合作生产具有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合作生产又面临劳动的“计量”和“监督”的难题。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长，一个人所付出的劳动努力只有在经过几个月农作物收割时才得到较为准确的评价。并且，在团队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社社员只能观察到总产出，而很难确定每一个社员对总产出所作的贡献。因此，要精确地计量农业劳动的边际贡献是困难的。由于农业劳动度量的困难，只好在分配上采取“工分制”的办法。而在农业社里，主要以年龄、性别来评定工分的制度安排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机会主义行为。偷懒行为的普遍化，最终导致了庞大的公社体制的解体。;
林毅夫（1988）最先将这一观点形式化，他建构了一个“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证明了在生产队中对劳动的激励是监督程度的函数，当监督程度低时，激励就低下。然而，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分布在广阔的地域中的，因此从空间上来看，却又恰恰是不易监督或者说是监督成本很高的。面对这样的约束，集体经济的管理者选择实施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而社员的理性选择则是偷懒而不是努力工作。生产队体制的不成功是由于对农业劳动监督的困难，而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这种解释影响深远。然而问题在于，上面的解释仅仅一般性地论及合作农业的低效率，其分析的着眼点是农业社内社员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并没有涉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特殊性。;
另一种解释则是运用了现代博弈论的分析。在讨论1950年代集体化运动绩效变化时，林毅夫（1990）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解释，社员的退出权被当作重要的解释变量。由于农业生产的时空跨度大，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一个可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付出与他单干时一样大的劳动或努力。但是，这个承诺只有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才是可信的，因而也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具有可维持的均衡。在农业社里，社员退出权的存在可以使合作社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然而，如果合作社是强制的，即社员被剥夺了退出权，那么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了，人们就不再可能通过退出来保护自己，或以此来制止其他成员可能的偷懒了。我国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社员在事实上被剥夺了退出的权利。;退出可能性的丧失，使得社员在农业社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都要低于单个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
林的从“退出权”角度契入的分析方法为更接近的真相铺平了道路。因为归根结底，的组织盈利性的真正基础是对不同市场合约（大公司、中小公司、或选择家庭经营、自主创业、甚至一次性出售要素等等）、包括非企业合约的自由选择。（周其仁，2000）农业社社员的退出权被剥夺，意味着资源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向、各种利用形式之间由其所有者决策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在农业社体制里被消除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林的退出权仅仅是作为一种对其他社员的偷懒行为的惩罚威胁而提出，也就是说，与前面的经典解释一样，林的分析也是更多地局限于农业社内有效劳动的投入激励。;   
还有一种采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周其仁（1994）提出，仅仅考虑农业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的不完全而导致对社员努力的激励不足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集体经济对管理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效率损失。由于集体经济的监管人不拥有集体经济的剩余权，因此，这一产权残缺削弱了剩余权激励机制，导致集体经济对管理者的激励不足。由于在家庭经营下，原来的农业社社员现在自己就是“剩余索取者”，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监督劳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制度安排被认为不仅解决了农业社合作生产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社员偷懒问题，而且避免了集体经济对其监管者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无效率。;
从产权角度的解释无疑已经触及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因为无论是农业集体化还是统购统销制度等等，说到底都是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侵害。然而，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将集体农业低效率的原因归结为“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似乎又是有失偏颇的。不难证明，在单一农业种植情况下，家庭的组织成本最低。因为农业耕作技术简单，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很不明显，而农业劳动的时空特性使得集体农业劳动所产生的监督、度量和协调方面的交易费用异常高。相比之下，家庭内部的这个交易费用低得多。并且，家庭作为农业组织的基本单位也符合世界各国的经验事实，纵观世界农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实行的农户家庭经营，而集体农业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即使监管者拥有集体农业的剩余权，也不能保证集体农业的绩效。;   
上述三种模型都无法解释一个经验事实：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尽管偷懒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事实上，现有不少研究已经证明，集体化时期很多地区的农民每天都承担繁重的工作，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而在分田到户之后，农民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上的劳动投入反而减少了。黄宗智（1990）的研究显示，就农忙季节以外的一般农活而言，分田到户以后同样农活所花时间大约是集体化时期的三分之二。而据杜润生老先生所说，现在全年的农活只需24天就可以完成。可见家庭承包制并不刺激农民在农业劳动中的投入，而主要导致农民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上的劳动节约，从而有更多的剩余时间去从事副业甚至到乡村部门就业，促进农户经营的多样化。;
而且，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农民而言，不出工就没有工分，因此不出工是一种消极的刺激。并且，农业社内也有增进劳动激励方面的制度安排，比如队工、班工、定额工等等。可见工分制有激励劳动投入的功用，这一点历来为人所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按出工日报酬的分配制度，理性的农民开始着眼于“赚工分”。政府刺激农民投入劳动并以出工日作为分配依据，农民就增加劳动的投入，而不管是有效劳动还是无效劳动。这也使得劳动供给有超过必要限度的倾向，集体生产中产生大量的无效劳动工作日。因此，我国农业社的劳动制度，刺激的仅仅是劳动的投入，而未必是生产的提高。从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看，比起其他资源（土地、资本、技术等）的投入，农业社内作为要素的劳动其投入已显相对过多。在此情况下，单纯刺激劳动投入无非是使资源配置更不协调。;农业社的这一制度，在激励的方法上是有失误的，而在激励的目标上也不无问题。（高王凌，2000）我国农业的，并不是单纯依靠劳力投入就能实现的。;历来重视家庭副业、强调多种经营、农民常常外出做工大多从事“兼业”的中国经济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