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古代农村赋税变革：历史透析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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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上有三次重要的赋税改革：“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文章分别介绍这三次赋税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着重分析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留给后世的教训，最后其对我国“后税费时代”巩固改革成果具有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古代农村赋税改革；改革；赋税制度
　　
　　赋税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典章制度，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国家存在的体现就是捐税。”[1](P188)对于我国来说，也不例外。中国的赋税制起源于夏商周的奴隶，到了封建社会，这项制度逐渐成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缴纳税赋杂役的主体为农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2](P618)为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满足剥削阶级的利益，赋税徭役往往名目众多，加之皇权不能有效监督地方，各地乱收费现象严重，民不聊生，成为了盛世衰败、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历史上实行了多次赋税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三次农村赋税改革分别是“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三次改革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对我国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唐朝中期的“两税法”
　　
　　（一） 背景和内容
　　唐朝前期按人丁授田，实行均田制，以此为基础在赋税上采用“租庸调制”。这种税制下，农民因有一定的田地作保障，再加上休养生息的政策，还能够承受。但随着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官僚和地主开始兼并土地，均田制归于废弃，在此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寿终正寝。因为破产的农民做了佃客或者逃亡外地，直接导致大量男丁的流失，丁口的减少就意味着税源的减少。到了安史之乱后，大减，强行向乡里按丁收税已经不可能，朝廷面临着危机，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而施行两税法。
　　“两税法”把当时繁杂税种统统合并为地税与户税两种税，所以叫两税法。其主要措施为[3](P28)：（1）量出制入，即估算每年的费用开支，以支出确定收入多少，按大历时四年的垦田面积，分摊到全国各地征收。（2）以各地现居户口为纳税人，行商无固定居住地，由所在州县征收，鳏寡孤独及赤贫者免税。（3）户税，按中央所分配数额摊到现居户；地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基准平均负担；商人按其收入，税三十分之一。（4）分夏、秋两次交纳。（5）户税交钱，地税一般交米粟。
　　（二）历史意义和教训
　　“两税法”是一次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制度变革，符合了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时代要求。很多措施被后世所沿用，具有深远的进步意义：（1）开始了以资产为课税客体的历史。改变了原来以“身丁为本”的赋役制度，而且两税法将正役、杂役都纳入了，扩大了代役，保证了农时，有利于稳定生产。（2）开创了货币计税的先河。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中国封建实物税制引向了货币税制，使全国有了统一的计税标准，便于和核算。（3）简化了税制。过去赋役名目繁多，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官府也常年为催征赋役而忙碌，两税法集中时间征收，减少了对农民生产生活干扰，官府也少了麻烦。
　　但改革也不乏弊端，留下了一些的教训：（1）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和漏洞。首先订立了“量出制入”的原则，而又没有对垦田数仔细统计，因此把税款分派各地后，造成了赋税不均。再者，按资产收征也不完善，“两税法”每三年审核资产订税，时间过长，资产变化较大。另外一些贵重物品被藏匿，因此所计资产不实[4](P109)。（2）在具体操作上，当时按货币计税的现实条件并不成熟，往往又不得不“折钱纳物”。在折征过程中，因为物价变动和商家盘剥，使农民的利益遭受损失。
　　
　　二、明朝中期的“一条鞭法”
　　
　　（一）背景和内容
　　明朝前期，在税制上基本沿用了“两税法”，税赋负担也基本合理。但明朝中期后，地主阶级不改本性又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并设法隐匿侵占的土地，减少或规避税赋。全国需要缴税的田大面积缩小，税收大量转嫁到中小地主和农民身上，变成了地主阶级“广置庄田，不入赋税”[5]，“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额如故”[6]。加上官府随时征调赋役，任意摊派，各地农民不堪忍受纷纷逃亡或起义反抗。又因连年战争军费支出浩大，皇室奢靡浪费、官僚贪污腐化，朝廷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一些官员看到了危机所在，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改革，但都是短暂地施行于局部地区，到张居正当政后，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政局，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开始全面施行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改革的措施大致有五点：（1）赋额一律按田亩计征，占地多则多征，少的就少征。（2）赋役合并，把原来田赋的正税、附加、各种徭役、杂项等负担合并为一项，折成银两，分摊在田地上，按田亩征税，改革了历朝历代赋与役平行征收的税制。（3）取消力役，把原来按户丁征派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差役都由政府用货币雇佣。（4）一律征银，取代了以往征收实物和力役的赋役制度。（5）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征税解运。
　　（二）历史意义和教训
　　“一条鞭法”是农村赋税制度又一次重大变革，它除了有均平税赋负担、简化赋税科目省费便民和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之外，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确立了白银纳赋役制，使农民的生产必须面对，又取消了力役，削弱了人身依附，让农民可以脱离土地从事商业手，再加上无田业者的征赋也有所减轻，总的说来就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萌芽[4](P206-207)。
　　 但这次改革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1）赋税的数额是以实施前的数额为准，这就把明中叶以来的各种加派固定了下来，并使之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加赋的性质。（2）制度规定不够精细，太过简单化，或者缺乏灵活性。田不论肥瘠，丁不论贫富都一个标准征税，对此顾炎武评价说：“不问丁之贫富，地之肥瘠，……殊失轻重”[7]。另外，没有充分考虑到全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推行一种征税模式，不能完全适应各地具体情形，增加了执行难度。
　　
　　三 、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
　　
　　（一）背景和内容
　　清朝建立之初，沿用“一条鞭法”，把赋税按地赋和丁赋统征，其标准按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增加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民的土地又被地主兼并而丧失，以及因为战事开支等征派，农民无法承担丁赋而被迫逃隐，造成了丁银难征的局面。因此，康熙帝实行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改革。对农民来说，丁银的稳定免除了增丁增赋之苦，有利于生产生活，但赋税不均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一改革并非废除了丁银，只是固定下来了，新增人口仍要补足政策推出之时的两千四百余万人丁总额的缺数，对于少地无地的贫农依然难逃脱丁赋。豪强地主则在补缺时从中作弊，转嫁丁银[4](P225)。到康熙末年出现了“扶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8]。为彻底解决丁赋的矛盾，于雍正元年（1723年）在全国推行了“摊丁入亩”——把丁银摊入到田地，丁银和地银合一。
　　（二）历史意义和教训
　　摊丁入亩的实行，是古代赋税制度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对以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它的施行代表着徭役制从上被废止，雇工制开始取代征发力役，实现了役归于地，剥削方式有了较大改变。（2）封建制度下按资纳税的原则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劳役税和实物税最终化合成了单一的货币税。（3）存在两千余年的人头税从法律上被废止，因为以占有土地作为计税标准，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很大的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客观上也使人口急剧增长，提供了大量劳动力[4](P227-228)。但从实质来看，这一次的改革更多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增加财政收入和稳定统治，所以改革并不能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另外剥削量也没有减轻，只是把丁额分摊进了土地而已，而随后加派田亩钱粮一样还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