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产业重组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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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并购重组浪潮，1998年的并购额达到了2.5万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4%，1999年又激增到3.4万亿美元。这次并购重组以横向为主，蔓延到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带有很强的跨国产业重组的性质。在我国，产业重组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加入WTO的迫近，随着许多产业总量相对过剩、能力分散及竞争过度等问题日益尖锐，产业重组就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但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准确地理解重组的含意、正确地掌握重组的目标、顺利地推动重组的实现，是十分重要的。
一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产业重组一般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对企业的经营范围及相关资产、资产控制方式进行调整（Restructuring），其方式一般是通过并购（M  A）实现业务扩张或通过分立（Spin－off）和资产剥离出售（Divestiture）实现业务收缩，或企业间进行结盟、合作；二是指股权重组本身及其带来的治理结构的变化（Reognization），如要约收购（Tender－offer）、股权回购（Share repurchase）、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Going private）及经理层收购（MBO）、职工持股（ESOP）等；三是指对发生债务危机的企业进行资本结构的重新确定（Recapitalization），如将有关债务种类进行调整并重新确定偿债方式和融资方式，也包括将一部分非担保债务转为股票。由于经营范围和相关资产的调整、资本结构的重新确定一般都是同股权重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第二层意思通常是同第一层意思和第三层意思相互混用的。
　　而产业重组，并没有十分标准的定义，但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在某些产业发生集中的、大规模的重组活动（尤其是并购引发的重组活动），即是产业重组。产业重组的结果往往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从而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发生很大变化，如集中度的提高、更多的专业化或更多的联合化、平均成本降低、产品差别化及研发活动的增强等，甚至也会出现垄断、价格上升等负面问题。
　　企业为什么会进行重组呢？尤其是重组为什么会大规模地发生于某些产业呢？第三类重组当然是由偿债危机引发的，而引发第一类和第二类重组的因素则要复杂一些。当一些因素集中地作用于某些产业，尤其是当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出现重大变化使得产业组织平衡被打破时，产业重组就会出现。
　　首先，实现经营协同被认为是重组最主要的原因。经营协同包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获得、专业化协作程度的提高或上下游的联合化。
　　其次，财务协同也是重组的重要动因。财务协同包括使企业利用财务杠杆的能力上升、资金的集中使用和资金结算等银行活动的内部化、对外投资的内部化等等。
　　第三，如果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也很容易引起并购和回购活动。有时股权重组还作为一种股利政策，企业通过对财务杠杆的利用来调整财务结构和权益数量，导致红利上升或股票升值。
　　第四，无效率管理者的存在也会引发并购与重组。由于一些企业的管理者没有效率，导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引发接管活动，这类接管有利于弥补上市企业股权分散带来的约束软化问题。
　　第五，企业过于追求市场份额甚至垄断，或者企业经营者热衷于扩大自己的经营地盘”、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重组并不能改善企业效率和产业竞争力，反而会伤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二
　　1998年以来的国际并购浪潮带有很强的跨国产业重组性质，而且被认为是战略驱动型的（Driven by strategic forces）。这次并购重组的动因与80年代的并购浪潮有显著的不同，它来自于这个飞速改变的世界，并且必将改变这个世界。
　　1.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经济一体化使市场范围从国内和区域扩大到全球，使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以前的规模现在显得太小了，通过重组来实现更大规模的经营是必然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国际分工要重新“洗牌”，企业必须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核心业务、调整市场定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配置资产。国际经济一体化还促进了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并购重组有了更加方便的资本工具，尤其是欧元的启动和欧洲证券市场逐步一体化，使得欧洲的企业在1999年的并购重组中纷纷以欧元报价，促使了沃达丰——曼内斯曼这样的大型并购重组计划的出笼。
　　各国政府不断放宽反垄断法的执行标准，对并购重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也与市场范围的国际化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威尔顿（Welton）早在80年代就对美国全部450个行业的集中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全部行业的赫氏指数（H4）平均约为40%左右，但其中有75个行业的市场范围是国际性的，虽然这75个行业在国内的H4高达50%，但如果对其国际性进行调整，H4则降低到25%。这就说明市场的国际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为政府调整反垄断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象艾克森与美孚、波音与麦道都是行业内的巨型公司，如果仅仅从美国国内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其合并申请肯定是不会得到支持的，但在市场范围已经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政府很顺利地批准了这样的并购案。
　　2.管理进步使企业管理出现“扁平化”，这为企业规模的成倍扩大提供了管理基础。
　　企业内部管理幅度和跨度的限制是制约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企业太大，很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反映迟钝等问题，20世纪70、80年代，我们听到企业管理方面最多的名词是“X非效率”、“大企业病”等。但十几年来，企业管理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其突出特点就是企业组织管理的“扁平化”，即内部管理跨度可以更小、幅度可以更大。这就使企业规模大幅度上升成为可能。象英国石油公司，其总部以前多达4000多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但管理“扁平化”革命使这个数字逐步下降到不足400人，这就为其同阿莫科这样的大公司合并创造了条件。“扁平化”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这使得内部管理特别是供销管理和人事管理效率更高。如英国石油公司近年来投入巨资建立了计算机联网的全球采购系统进行集中采购，每年可以节约十几亿美元，而且处理量更大、网络覆盖面更广。最近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也宣布投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巨资，以建立覆盖全球的庞大的计算机采购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及时找到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离生产基地最近的供应商。这些大公司的供应商数以万计，分布于世界各地，计算机网络的集中采购对这些公司的组织结构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数千亿美元的货物处理能力、数万个供应商的管理能力，为企业的更专业化和更大型化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甚至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也在考虑加盟通用汽车公司的集中采购网络。另外人事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决策协调也因为计算机网络技术而得到改善，计算机网络不但使人力资源的考评更有效，也可以使公司最高管理层能直接面对更多的下层人员，这使得更少的管理人员能够有效地管理更大的公司。
　　3.
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使生产效率更高、产量更大，促使更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条件成熟。例如石油开采和炼制装置可以比以前大得很多，乙烯工程的最佳规模可以从30万吨上升到60万吨，而汽车生产线的效率比以前高得多，最佳规模可以从300万辆上升到600万辆左右，这些都为目前的石化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并购重组提供了技术条件。科技进步对产业重组的另外一个推动力就是促进了某些产业的相互融合，产业融合带动了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和产业再造。如电信业同媒体、互联网、娱乐业及咨询业相互融合，是这些行业目前进行重组的重要动因，美国的FOX、CBS、NBC等几大电视媒体企业去年以来纷纷收购网络企业，有线电视公司纷纷同电话公司合并合作，而最近美国的ATT及新加坡电信等大型电信公司也都宣布了向网络业进军的计划。刚刚宣布的美国在线公司同时代华纳公司的并购案，不但以其创纪录的并购额震惊了国际经济界和带动了股市的全面扬升，更以强烈的产业融合讯号刺激了业界。可以断定，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大手笔行动势必会引发相关行业新的一轮并购与重组。经过融合、重组后的这些产业，将会是一个崭新的面貌，今天的信息产业已经同过去传统的电信、电视、新闻、娱乐有了很大的区别，而几年后，新的信息产业将会更加令人惊异。
三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产业重组。第一次是60年代初、中期在一些重要行业试办工业托拉斯。试办工业托拉斯的指导思想是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加强行业集中统一管理，以克服分散主义、条块分割和缺乏协作协调的问题，其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将同行业一些重要企业和相关单位组合起来，成立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总公司（托拉斯）。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行政性产业重组。尽管这次重组因“文革”而中断，但十几个行业托拉斯在运行中还是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如减少重复、增强协调、提高效率等。当然，行政性重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新的条块分割、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新老计划渠道的摩擦等。第二次产业重组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企业集团热潮。由于集团的组建基本上以同行业企业和相关单位组合为主，所以也带有很强的产业重组的性质。这次重组明显受到日本、韩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启发，但所想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大而全”、“小而全”、能力分散、“山头主义”等老问题。当时虽然开始尝试“以资产为纽带”等市场方法来组建企业集团，但行政方式仍然是主要的重组手段，其中有一些集团简直就是恢复当年的托拉斯，如当时被列为第一批集团试点的东北输变电集团基本上就是60年代的托拉斯——东北电力设备公司的翻版。但由于经过十年左右的企业改革，企业的自身利益和自主意识得到强化，所以行政性重组遇到60年代所没有的空前抵制，“集而不团”的现象非常普遍，除了少数真正通过资产纽带形成了紧密层以外，半紧密层和松散层难以发展起来。如东北输变电集团的组建就由于沈阳变压器厂的抵制而没有实现当初的设想，后者反而自己组建了集团而且实现了在香港上市。
　　目前，我国新一轮产业重组已经启动并有扩大之势。这一次重组的国际背景是全球并购重组浪潮的出现和我国加入WTO的日益迫近，而国内的压力是许多行业存在总量相对过剩、能力分散、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等问题。由于有前两次行政性重组未能如意的教训，这次重组的方法、手段还在探索之中，如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等，但这种所谓的“控股公司”显然“具有中国特色”，是一种对市场的模拟。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0年，我们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已近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采用行政方式来重组吗？或者我们能够成功地抛开行政方式而放手采用市场方式吗？我们能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组之路吗？这都是我们在重组中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1.行政手段的难点。从理论上来说，政府以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合并重组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乏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行政性重组的事例，如经常被经济学家引用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就是一例，通过英国、法国政府的行政手段，国有的Aerospatil公司和Bae公司于80年代合并成空客公司，从而缔造了一个可以同美国波音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宇航业的巨型企业英国宇航公司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英国政府将几家同行业的国有企业（Britishaiecraft公司和Scotishaviation公司等）合并而成的。最近在国际石化业重组浪潮面前，挪威政府为了迎接国际竞争，也拟对其控股的国有企业Staoil公司和SDFI公司进行合并。尽管在市场经济中，重组往往是市场优胜劣汰力量的结果，但这种自发重组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缓慢过程，对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漫长的自发重组无异于投降认输。没有政府的强制性重组，也许欧洲的飞机制造业和宇航工业已被美国淘汰出局。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众多行业进行行政性重组，重组方案会夹杂着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和“私心”吗？政府部门将高负债和亏损企业的包袱甩给好企业就是一个经常被议论的问题。另外政府主管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想通过重组建立控股公司来实现由“婆婆”到“老板”的身份转变，以图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对企业的控制，也是企业所担心的。即使上述的问题不存在，即使政府的重组方案是最合理的、最公正无私的，也会遇到有些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强有力的抵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国有企业已经不是60年代搞托拉斯时的那种“纯洁”的国有制了，而是一种融合了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经理和企业职工利益的“被改造”的国有制，这种“被改造”的国有企业不会象60年代“纯洁”的国有企业那样听政府的指挥和“招呼”了。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轨迹是允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各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企业经理及企业职工所分享，这种分享一方面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使企业的经营活性过分地依赖于企业经理、职工和地方政府对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的分享，而不是依赖于“老板”对企业剩余的取得和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对决策执行的监督。企业经营活性对经理、职工和某些政府部门的高度依赖构成了一种刚性的利益格局，如果行政重组碰到这个利益格局，就会遇到分享者的强大抵制。当我们不重组时，我们没有急于去寻找老板，我们觉得这种能带来经营活性的分享是可以接受的，当我们要重组时，我们突然发现没有老板来行使所谓的“资产处置权”以推动重组，而被“非老板们”所分享的剩余是碰不得的，一碰企业就可能会失去活性。如果企业没有了活性，即使硬性地将很多企业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足够大的公司，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行政重组在我国也有可能成功并有这样的事例。但成功的条件是，首先，重组主持者必须有强有力的手段和灵活的手腕，他能够扫平各个“山头”，这要求他们简直就象一个马基雅维里笔下的政治家；其次，在他背后必须要有高层政府领导的强大支持，即使抵制者以某些手段来阻止，也不能改变高层领导的重组决心。只不过这样的条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