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国防经济的市场配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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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概括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不同的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国防经济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更好地实施国防经济的市场配置，对于更好地实现国防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更好地实现国防经济与高技术局部战争接轨，对于指导国防经济建设，构建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国防需求是国家的特殊需求
　　国防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受国际环境、国家周边环境、军事战略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在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下，满足国防需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满足国防需求采取的是国防订货的方式。由于军品是特殊商品性质，除具有一般商品的规律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运行要求，国防订货不能等同于其它民用商品订货，其主要表现在：
　　(1)国防需求具有双重性。民品国家订货主要反映国家与企业的供需关系，合同改变或违反，按《经济合同法》有关条款处理，国家不再具体检查考核；军事需求国家订货除反映国家与企业的供需关系外，仍具有国家任务性质，企业必须确保完成。由于特殊原因，影响合同完成，如双方同意修改原订合同，除执行《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外，亦需按规定程序报国家订货主管部门备案调整，否则，企业不能不完成订货任务。合同仍应视为国家任务，完成与否要作为对企业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之一。
　　(2)国防需求的范围特殊。民品除少数项目外，通常是在企业大量生产的某项产品中，对国家需要部分实行国家订货，企业面对众多买主，优先供应国家订货后，则可自行销售，国家订货仅是企业生产该项产品的一部分；军事需求国家订货是直接交付部队使用的武器装备，是军队专用产品，除军队订货外，未经政府批准，企业不得自行安排生产与销售，属于专买专卖产品。
　　(3)实现国防需求的方法与程序特殊。由于军品特殊商品性质，它不同于民品，不能在众多供应厂商中实行公开招标竞争，择优订货，而只能依据政府规定在特定范围，实行有限的招标，只能在定点厂家协商订货。其订货程序也不相同：民品是政府授权的国家订货部门按国家订货计划直接商签订货合同，合同签订后为国家合同；军事需求是由军队的装备订货部门提出订货计划后与生产企业商签订货合同，报总装备部确认，并统一纳入国家订货，确认后的订货合同为国家订货合同。
　　(4)满足国防需求的条件特殊。民品国家订货所需生产保障条件如原材料、外购件、试验和工艺加工设备及生产场地等与其他一般订货一样，没有特殊专用的技术要求，原则上均由生产企业自行解决；国防需求系军队专用产品，由于其高技术和不同用途、不同性能要求的特点，生产需要大量专用物资、器材和专门的试验、加工设备，投资大、周期长，难以短期直接回收，除企业自身解决部分外，仍需国家专项投资或协助解决。
　　(二)国防消费是特殊的公共消费
　　国防消费是国防活动中对各种物质资料的消耗，是社会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国防需求的具体体现，是国防经济活动的归宿，又是国防经济自身循环的起点。与国民经济消费相比其特点表现在：
　　(1)国防消费是手段，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并且，生活消费才是真正意义上消费，生产消费最终是为生活消费服务的。但是对于国防经济来说，国防消费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因为国防消费不是直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产的需要，而是在国家和战争存在的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
　　(2)国防需求决定国防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消费中，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者需求的主要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将增加。因为只有增加有效需求，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但在国防经济中，国防消费不是由国民收入所决定，而是由国防需求所决定。在和平时期，国防需求就相对很小，而一般地说，这个时期的国民收入相对较大，但这时的国防消费相对较小；相反，在战争时期，国防需求相对很大，而一般地说，国民收入相对较小，但这时的国防消费反而很大。所以说，国防需求是影响国防消费的主要因素。
　　(3)国防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存在比例关系。国防消费是社会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当前学术界根据社会化大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认为国防经济应与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均衡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国防消费与国民经济消费根本就不存在比例关系，不仅短期是这样，长期也是如此，据历史考证，我国的国防经济规模的历史过程所具有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绝对规模不断扩大，而相对规模则不断收缩，并不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比例的发展。不仅我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因为它完全是由国防需求决定的，当然这个国防需求是在客观资源限制条件下的国防需求。国防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发展，并不就是说国防消费不参加社会再生产的循环，甚至并不是说国防消费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不存在实现条件。
　　(4)国防消费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率先用于武器装备的生产中，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精密、自动化、智能化，威力也几倍几十倍的增加，其研究制造的成本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保持一支同样规模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军事人员的数量之比越来越大。同时，造成了武器装备的费用在整个国防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这种由国防消费总额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国防消费总额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的提高，就是国防消费有机构成在提高。
　　(三)国防科技革命是特殊的高技术革命
　　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技术革命与国防科技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技术革命，是当企业家认为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已经不能带来更多利润而高技术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情况下，由企业家或国家扶持下的企业家进行投资，把科学家创造的高技术运用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国防科技革命，是当国家认为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已经不能带来更多战斗力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科研院所及企业界进行投资，把科学家创造的高技术运用到国防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出一系列先进的武器装备，并迅速地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变为现实的战斗力，推动战争形态发生质的变化。如冷兵器到热兵器、热兵器到机械兵器以及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等莫不如此。这两种高技术革命的不同点在于作用领域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不同和作用机制的不同：
　　(1)国防科技革命是带动国防需求的火车头。国防科技的广泛运用，使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武器装备需求的规模、结构、形态、质量、性能发生了重大改变，军事订货方式发生了重大革新等等。一句话，国防科技引起了需求质量的高度化及需求方式的精益化。如美国通过在政府与工业界之间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签订合同的周期能从两年减少到几个星期，或者，充其量为几个月。
　　(2)国防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防工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动机。国防科技引起国防需求发生变化，国防需求的变化又引起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变化，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变化必然推动国防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如当前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高技术武器装备技术需求的重点是：高精度、高可靠性、高难加工、新材料加工、高柔性、高安全性、易动员性、低成本等等，这些军事技术的需求正在推动着国防工业向精益生产方式或敏捷生产方式转变。历史上，在国防科技的推动下，美国依靠工业的大量生产方式战胜了欧洲的单件生产方式，而日本又依靠工业的精益生产方式战胜了美国的大量生产方式，现在美国又提出了工业的敏捷生产方式，企业以此夺回了美国在制造业的优势。
　　(3)国防科研单位是提高国防采购经济、军事效益的有力助手。国防科研单位以其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充当武器采购部门与工业界之间的联系桥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运用其雄厚的技术力量(人才与设备等)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去评估工业界提出的技术建议，监督科研合同的执行，估价军工厂商独立研究与开发项目，使军方成为“精明买主”，提高国防采购的经济效益与军事效益。
　　(4)国防科技市场是提高科研效益的无形之手。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民用技术部门的崛起取代军事部门而成为新技术开发的开路先峰，冷战的结束和国防开支的急剧减少，国外竞争对手在技术开发方面政府与私人部门协作性的大量投资等等，构成了国防科研这个新环境的典型特征。为适应这一新环境，世界各国纷纷调整科技政策，把国防科技转向两用技术或者是能提高竞争优势的技术以及能带动一连串领域发展的技术，如半导体、计算机和远距离通信技术、先进材料技术等等，总之国防科技能否赢得市场、占领市场、保住市场———不管这个市场是属于国防领域还是属于民用领域，不管是属于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或者共属于这两个领域、两个市场，成为国防科研实体生死攸关的决定因素。因为从根本上说，国防科研单位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适应国防科技市场的变化，只有面向市场才能在竞争中、在发展中求生存。
　　(5)国防科技投资是实施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政府实施对国防科技的宏观调控采取的方式不应是直接投资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国防科技研究单位或国防工业体系，而是通过一系列投资措施以实现对国防科技的调控。这主要包括：一是政府向军用部门研究与开发投资必须在产业引导的市场分析基础上进行，在具有国防科技关键领域或者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双重收益的领域里，可以通过总装备部，也可以通过与有关的民用部门合作进行投资。二是对军用部门的投资应在政府部门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如美国建立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打破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之间的界线，来满足关键的防备需求，确保美国对潜在对手的技术优势。三是要加强对国防投资的管理，确保国防科技结构的优化。这里既包括对国防科技投资的增量管理，使之产生最大的国防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体制转换之际更重要的是对国防科技的存量进行管理，防止国防资产流失，发挥更大的国防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