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为何写《登楼赋》？

历史老师

登楼新造型
同为建安七子的孔融
王粲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钟嵘《诗品》把他列为上品，《文心雕龙·才略》称赞说“摘其诗赋，其七子之冠冕乎”，将他置于七子之首。王粲赋的代表作就是《登楼赋》。《登楼赋》流芳百世的原因，恐怕与中国的建筑发展有关，王粲以前，文人登高而赋，往往是“登山临水送将归”，因为那时的楼实在太低，据建筑史家研究，直至战国时期，连楼都没有，所谓“宫殿”，也只是平房而已，引不出茫茫无绪的情怀。当然，宫中往往有“台”，造得比较高，如著名的“黄金台”，据考古发现夯土台基就高7。6米；齐国的“桓公台”，基址更高达17米，但是这类高台，文人甚至高级官员都不能随便登临的。后来，造楼技术提高，普通的城楼也可以高耸云霄，王粲恰逢其时，将登高而目极四方的感慨从大自然搬到城楼，遂成千古绝唱。继往开来者，登楼抒怀，就会想起这位登楼而赋的老祖宗，知名度自然大大提高。闲话少说，还是回过头来看看王粲为何写《登楼赋》，他自己是这样表白的：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王粲念念不忘的是，期待王道明主，以施展满腹才华。也就是说，他写《登楼赋》是出于怀才不遇。这番话言之有理，王粲在荆州客居十五年，始终未受重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三国志·王粲传》）这是事实。但是，有个内幕也必须揭示一下。王粲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是所谓“四世三公”的望族。祖父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誉满天下，逝世出殡时，天下无论识与不识者，远道赶来送葬的，居然有几十万人之多。荆州牧刘表是王畅的学生，又与王粲同乡。所以，中原动乱，王粲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对这位小老弟自然不敢怠慢。王粲是个聪明绝顶的才子，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说他看一遍碑文，就能全文背诵，不错一字；瞧一次棋局，就会原样照搬，不误一子。而且，他“博闻多识，问无不对”，通晓经术、历算等等。可是，王粲也并非十全十美，他“口呐、貌寝”，说话结结巴巴，身材短小，容貌丑陋。于是发生了一桩麻烦事，据《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云：“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刘表看中王粲的才华，原本准备将女儿嫁给他，但不知是刘家闺女嫌王粲相貌不佳，还是刘表最终看不上眼，反正这桩婚事砸了，刘表将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如果此事“暗箱操作”，神不知鬼不觉，王粲至多有点酸溜溜而已。偏偏刘表多事，竟然直言不讳。王粲嘴上不说，心里窝了一团火，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加上王粲自负才华，性格“躁竞”，于是和刘表貌合神离，在荆州也始终得不到重用，难怪他要登楼作赋，大发牢骚了。中国的文人实在很怪，明明是“君臣大义”，偏偏用“美人香草”、“楚雨含情皆有托”来表示；明明是儿女私情，则又一本正经来个怀才不遇，弄得后人捉摸不透。然而，唯因捉摸不透，才能耐人寻味。倘若文中微言大义，颇费勾勒，那么，文章便传之千古而不朽；再若大作有意无意没写完，或丢失了一部分，那简直就是断臂“维纳斯”了，怎么看怎么美，怎么补怎么丑！当然，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王粲对这份未能实现的婚姻大发牢骚，恐怕也并非出自伟大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没有资料证明王粲与刘小姐见过面，也没资料说到刘小姐的芳容，大概也不至于到了“羞花闭月”的地步，凭什么这位超级才子非要娶这位“梦中情人”呢？应该说王粲更看重的是刘小姐的政治条件。汉末的政治，是门阀政治，也可以说是家属政治、家属政权，连地方官员也成了世袭的，或者可以自己选定“接班人”。如果王粲成了刘表的“乘龙快婿”，那么，便能“假高衢而骋力”了，至少，他心里大约是如此盘算的吧。其实，王粲充其量只是个优秀的文学家，决非杰出的政治家。建安十年，刘表一命呜呼，曹操部队兵临城下，王粲是主降派干将，他对刘表之子刘琮说：“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于是，刘琮降曹，王粲率领荆州百官迎降，曹丞相欣喜万分，将王粲“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升为军谋祭酒。于是，王粲春风得意，加入了曹操幕府文士的行列，受到曹氏父子的青睐，魏建国后，更官至侍中。虽然我们的曹丞相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但是曹阿瞒也是一个善于聆听僚属意见、渴求贤才的人，加上王粲与曹氏父子关系不同一般，再加上王粲当有一定的实权，按说，那时的王粲已实现“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宏愿，该有所作为了吧？可是，细考王粲生平，除了领衔劝进，替曹操进封魏公写奏表等凑热闹的事以外，他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全忘了当年登楼的一派誓言。非但如此，连得好文章好诗歌也写不出来了，只是整天和曹丕、曹植之类唱和，写了一些所谓“邺下风流”的《公宴诗》等应酬之作，成了一个享尽荣华富贵的圆滑官僚，至多在五言诗体的发展上，做了点贡献。所以，后世的诗赋评论，以及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提到王粲的创作，大多列举其《七哀诗》和《登楼赋》，可见王粲的盛誉，主要来自早年作品。但是，话又说回来，单凭这些少年力作，王粲居然被《诗品》列为上品，被戴上“七子冠冕”的桂冠，实在也非常了不起了。他晚年的得意处，倒是死后的殊荣。《世说新语·伤逝》中这样写道：王（粲）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粲死于建安22年（217年），在征伐吴国道上得病而亡。当时曹丕还没当皇帝，“文帝”称号是后来追述的。但是，曹丕这一年确实很得意，他被册封为太子，实现了多年夙愿。很奇怪，此年对曹丕是幸运年，对“七子”却是灾年，陈琳、刘桢、应玚、徐干都同时染疾而亡，“七子”一下子死了5个，加上五年前死去的阮瑀、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七子”至此全军覆没。可是，贵为太子的曹丕却只为王粲一人送葬，心甘情愿带头学一声驴叫，这等君臣遭际，也够得上“生荣死哀”，足令“七子”其他兄弟相形见绌，足令后世文人羡慕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