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结束日军战败缴械后的武器去哪了

历史老师

过去，我们只知道进入东北苏联受降区的部分八路军“收缴”了部分关东军武器，驻地苏军后来也曾划拨了部分装备。这部分战备占投降日军装备总量的比例有多大？大部分武器装备了谁？
这部分史实在一些“资料”中有谈到，现摘要如下：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负责中国大陆、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受降工作。此范围内，投降日军合计114.5万人。
投降缴械后的日军
至1946年4月，收缴日军步骑枪68.6万支、手枪60.3万支、机枪30万挺、各种火炮1.2万门；步机枪子弹1亿颗，手榴弹和各种炮弹各2000万颗(以上皆为约数)。此外还有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5785辆、马74159匹；各种飞机1066架、各类舰艇1400艘。
对收缴的日军武器，“以能即时利用为原则，用以加强各部门之力量。”“对主要火炮收缴后……当经通电各受降区，各缴械军师，准就收缴之日方火炮、器材、马匹，按编制分别补充使用，计利用日山野炮编配军师炮兵营一百一十六个”；“对步骑枪、轻重机枪、手枪等，亦分别编配各正规军，及地方团警使用。”剩下的“一部未配发使用之武器，待整军后，分别配发使用”。
中国东北被划为苏联受降区。苏军从关东军手中收缴了“步枪约70万支，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 火炮约40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飞机800架，汽车约2000辆”。
战后不久，最早进入东北的曾克林部，曾从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军火库里运走了2万支步枪、1000挺轻重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仪式
抗联的周保中在接收了长春大本营的军火库后，也运走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弹药1200余万发。
苏军也曾直接从缴获的武器库中，拿出一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
据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的何长工回忆，苏军在满洲里有批“数量很大”的武器，是当初“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拉到乌拉尔去炼钢”。中共与之协商，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何长工说，换来的“这批武器数量不小，具体数目记不清了，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我们用几列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解决我们不小的问题。”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后来又通过谈判，与苏联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苏军从朝鲜向中共发送日军的武器和弹药，中共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中共方面由此获得数十列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
有学者研究统计，中共方面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至少包括步骑枪30万支，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以及坦克20辆；无论数量与质量，都不能与国民政府在关内所接收之日军武器相比。
日寇最后的疯狂：投降前竟制造鼠疫大惨案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侵华日军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越过中蒙边界，向侵驻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闪电般的进攻。
伪兴安总省（驻王爷庙街）警务厅长福地家久组织150多人的“抗苏队”，于8月11日执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计划”，焚烧主要的军政机关秘密档案、机关文件库，烧毁兴安总省、王爷庙特务机关、蒙民厚生会等多处建筑。
从王爷庙街撤退前，福地家久命令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从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带细菌的老鼠，放进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所有粮食中，同时在粮食中撒布了其他的细菌和毒药。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8月21日，王爷庙街突发鼠疫，并导致霍乱、斑疹、伤寒、麻疹等大量传染病流行，把一座美丽的草原小城变成了满目疮痍的“黑死之城”。
鼠疫在王爷庙发生后，迅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乃至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从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计死亡4万多人。仅王爷庙地区（当时全城人口不足3万）因传染鼠疫和吃掺有毒药的大米、白面后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有的全家丧命，并造成了连续三年的鼠疫大爆发，致使城区1/10的人死亡。一家估衣铺老板，身体健壮、魁伟，在经营店铺时染病突然倒毙。一家居民，全家24口人中有22人染病身亡。驻王爷庙街的苏联红军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在这场大灾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佟金生回忆：“家中出事的时候是1945年冬天，雪下得很大。那一天，我爸的朋友有十七八个人，好像是两家子……我奶奶和妈妈炒菜、备酒。客人带来许多东西，其中还有大米，晚上吃的大米饭就是用他们带来的大米做的。第二天早晨，日头还没出来，我被哭声吵醒了，家里的大人都围在我爸睡的炕头上，我妈哭着对我说：‘你爸死了！’”
“日头出来了，我爸的一个铁哥们儿姓黄，他路过我家看到烟囱还没有冒烟，就进门问，老哥们咋回事，日头这么高了还没烧火呢？说着进来看了一眼，没想到他回到家晌午就死了。他一死，村里就有人说，可能是‘黑死病’，因为那时王爷庙街里正在闹鼠疫。”
731部队遗址
“晚上，我奶奶去找牛，回来时好好的，刚吃了一个饼，突然说不行了，吐了几口血沫子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爷爷和我妈死了。可怜的妹妹当天晚上也死了。村里人把我家死人的事通知了防疫队，我家被隔离了，谁也不让进来，我们也不能出去。大人都死了，屋里也没人烧火，我们饿着肚子吓得只知道哭。弟弟不到一岁，还不会走路，饿了就在炕上爬着找妈妈，一边哭一边吮着我妈已经僵硬的奶头。天黑了，我和哥哥找不到点灯的火柴，我就爬到炕上睡在奶奶的尸体旁。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和她睡一个被子，奶奶死了我还守着这个习惯。第三天早上我从盖着奶奶尸体的被窝里爬出来，去推我哥哥，他已死在我妈的胸脯上了。三天时间，我家大人孩子死了7 口，7个死人都在炕上，死相难看又可怕。开始，我一天到晚都在哭，眼泪哭干了，嗓子也哭哑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家里人一起死……”
距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东南91 公里处有个叫魏老疙瘩的农民，8月的一天去王爷庙街买回米、面、酒，回家吃过晚饭，当天夜里就死了。按当地风俗，当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陆续前往探望，有的在他家吃住，几天内就死了17口人。他的舅舅带两个孩子前来探望，回家途中孩子突然发病倒地。他的舅舅感到情况严重，为保护家乡的亲人不再受传染，他断然决定大义灭亲，就地弄了堆苇子、柴禾点燃，将两个孩子推进火堆活活烧死。附近屯有个阴阳先生叫张聋子，被请去给魏老疙瘩看风水送葬，回家第二天就发病死了，他家一连死了6口人。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专家10余人，防疫员30人，携带防疫药品、器材装备到王爷庙街控制疫病蔓延。东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挥部，组织卫生队和学生给王爷庙街的患者服用磺胺等药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点区域向外扩展，采取“由近到远，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的方法，对肺鼠疫患者一律隔离治疗，死者全部定点由专人火化，对未受传染的民众逐人检诊检疫、服药预防。经过中苏双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爷庙街周围地区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抗战风云录：日军竟强迫本国被俘士兵自杀
日本共同社10日披露，最新发现一份名为《有关归队俘虏的参考资料》的侵华日军战时文件集，这份出版于1941年2月的文件极罕见地记录了被八路军俘虏后又释放归队的日本士兵情况，其中过半士兵供称被俘虏的经历是“耻辱”“不光彩”，侵华日军内部还有“应当教育一旦成为俘虏就自我了结”的记录。日军对待本国俘虏的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日军早先对战争中被俘的处理并不严厉。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约1800名日军官兵被俘虏。归国后，这些被俘人员受到俘虏审问委员会的严格调查。被俘人员中级别较高的是第28联队联队长村上正路大佐，他辩称自己受伤后失去意识，人事不省时落入俄军手中。村上正路最终被免职并转入预备役，但未受牢狱之苦。1908年日军颁布的《陆军刑法》中也未专门规定对被俘作出的惩罚。但随着日军对武士道精神的狂热化宣传，对被俘后归队人员的惩罚愈加严厉。在大肆宣扬“效忠天皇”的宣传氛围中，这种武士文化被更极端和简单地概括为为天皇而战死无上光荣，战俘则是“懦夫和叛徒”。
日军战俘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1929年日本拒绝批准参加《关于战俘待遇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二战期间，日军不但对其他国家的战俘施以残酷折磨，而且对本国被俘人员的处置也残酷到不近人情。共同社称，八路军对日军采取不杀俘虏、厚待俘虏的方针，还释放了部分俘虏。接受日军调查的多数士兵都供称，被俘期间每天有数顿餐食及香烟发放。还有部分士兵称受到治疗以及获得回日军所需路费。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原本希望能打破日军关于“被俘后会被杀”等欺骗性宣传，并引起日军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但日军俘虏释放归队后，大部分或被枪毙，或被逼自杀。这一点也在此次发现的资料中获得证实。有士兵供述“之前归还的日军俘虏被枪杀是事实吗？回答称‘日军军纪严明，这是事实’。”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太平洋战场，侵华日军出于长期对中国的歧视教育，被俘后的抗拒心理更为严重。后来八路军的俘虏政策转为尽量争取其参加反战同盟，起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编写的《战阵训》中要求，“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应该经常想到家乡门风的声望，更加勤勉，以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有关归队俘虏的参考资料》中提到，被俘士兵供述，被俘后感到“玷污了部队的名誉，万分抱歉”“是失败后没有脸继续活下去的心情。”甚至有人说“感到最大的耻辱并试图咬舌自尽，但没能成功而遗憾万分”。
日军士兵被俘不仅会使个人名声受损，连带所在的部队以及家人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他在被俘后又被释放归队，甚至会被要求自杀以保全部队和家人的荣誉。起初这仅是基层部队的私下作法，但《有关归队俘虏的参考资料》记录，日本第十二军在1941年已明确认为“有必要教育士兵在被俘后尽力脱逃或自我了结”。
如果被俘归队人员不进行自我了断的话，不但日本军事法庭会予以严惩，而且家人也享受不到军属应有的待遇。当时因此被处罚的士兵家属甚至会被邻居称为“国贼的家属”，一些士兵家属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领到抚恤金。日军此举也影响到反战同盟中的“日本八路”，为保护仍在日本的家人，他们不得不使用假名。如反战同盟的日本军医佐藤猛夫，一直使用“山田一郎”这个假名。在反战工作中牺牲的今野博化名为中野博，宫川启吉化名宫川英男，这在当时实属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