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的成书过程和可信度————两种《蜀书》

历史老师

王崇论后主曰：“昔世祖内资神武之大才，外拔四七之奇将，犹勤而获济。然乃登天衢，车不辍驾，坐不安席。非渊明弘鉴，则中兴之业何容易哉。后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疏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括天下也。”又曰：“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易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己自招之。然以钟会之知略，称为子房；姜维陷之莫至，克揵筹斥相应优劣。惜哉！”
陈寿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第一段是出自已经遗失了的另一种版本的《蜀书》，作者是广汉郪人王崇。王崇的祖父是王商，字文表，刘璋治蜀时为蜀郡太守，有懿德高名。王崇的父亲王彭，字仲□，刘备、刘禅治蜀时，任巴郡太守。王崇跟陈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蜀汉遗臣，同时被迁到了洛阳。【王崇字幼远，学业渊博，雅性洪粹，蜀时东观郎。与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同入京洛，为二州标俊。】这六个人当中，性格脾气、性格最好的是王崇。其他五个人的关系本来很好——没有归降晋朝以前。后来因为种种矛盾（很可能就是因修史态度不同）彼此交恶了。只有王崇很宽厚，仍然跟他们不分彼此。（梓潼李骧叔龙，隽逸器，知名当世。举秀才，尚书郎。拜建平太守，以疾辞不就，意在州里。除广汉太守。初与陈寿齐望，又相昵友。后携隙，还相诬攻。有识以是短之。寿良、李骧与陈承祚相长短，李宓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
王崇也写了《蜀书》内容要比陈寿的丰富，记载也大不相同。【王崇着《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
陈寿的《蜀书》只有十五篇，他的估计超过三十篇。可惜，完全失传了。只有评论后主的这两段话，因《华阳国志》转载了，才侥幸流传了下来。勉强可作“窥斑”之效。
细细品味比较两个人对后主的评价，则陈寿的著作能受到晋朝大臣和皇帝的推崇，而被选为官修本的原因，就很明显了。
王崇作为蜀汉遗臣，对后主的评价没有回护，直接斥责为“庸常之君”。然而，前后两部分评论充满了不服，充满了对蜀汉猝亡的遗憾之情。他先是追忆汉光武帝得到云台二十八将的辅佐，仍极其困难的夺取了天下，来感叹创业之艰难。为蜀汉的灭亡开罪。就是说蜀汉之亡，是上天不佑，非亡于蜀人无能，非亡于魏人有才。第二段更直接感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易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则其亡国之恨，丧邦之痛溢于言表了。充满了不甘心和毫不掩饰的惋惜（对姜维救国不成的惋惜）可以说，他的评论太过露骨，明显涉及朝政之变。他虽然也误解了姜维，然而对其才能没有贬低，只是指其疏漏罢了。而这一切无不源于对汉朝的推崇。对于这样的著述，自然不会得到晋朝认可了——没有因此而发起文字狱，就已经是很开明了。
而陈寿的评论除了第一句极为精当，确实有史鉴，后面的话却都避重就轻，不知所云了。
两个人的共同点，是没有指责诸葛亮（治国方面）王崇念念不忘提【虽有一亮之经纬】；陈寿则以【自亮没后】为蜀汉国体优劣的分水岭。
王崇、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比较而言，陈寿的遗民情节要少很多。所以，在《三国志》中，他处处以俗谓蜀国、益州、蜀地，来代指蜀汉。而上面几人则不然，他们在亡国归晋之后，提到季汉，是以【公朝】代指的。因为刘禅迁到洛阳后，封安乐县公，死后谥号思公。所以这些蜀汉老遗臣都以公朝代指后主之国。
陈寿著作《三国志》后，又作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那么，可以知道，寿良编著的《诸葛亮集》亦大不同于陈寿的集子。不过，这两个版本，一个彻底消失了，一个还有残本留世。
写这个帖子，只为感叹一番，没有实际意义。无非是想说，如果王崇的《蜀书》、寿良的《诸葛亮集》可以留世，则刘备、诸葛亮、姜维、五虎上将、庞统、法正的形象，当跟今天的观念有很大不同。而赤壁之战、汉魏三次汉中会战的记载，也必有极大的区别罢。
陈寿死后，他把三国志原本带进了棺材。这时，晋朝的大臣们推崇陈本三国志，得到了晋惠帝的认可。晋惠帝派人临陈寿【冢棺】而修刻《三国志》。就是说因为世面上士大夫们传抄的《三国志》有不同之处，为了统一版本，晋惠帝下令发陈寿坟冢，令人依照陈寿秘本而修著了我们今天可见的《三国志》
因为工程不小，不是几个人完成的，而是一个特种国家工作组在料理这件事。所以，很多地方出现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