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与苏曼殊：两个诗僧画僧革命僧，为何生在同世却为陌路人

历史老师

清末民初，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和尚，一个叫李叔同，一个叫苏曼殊。这二位实在了得，均为当时名震遐迩的诗僧、画僧。
当然，实际上他们的才能远不止在诗歌与绘画方面，而是全方位的立体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与佛学家。
先来分别见识一下两位的生平和才华吧——
李叔同，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戏剧家，佛学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等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世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苏曼殊，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小说家、画家、翻译家、词典学家、佛学家，还是现代言情小说的鼻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教师、媒体撰稿人等职。后削发为僧，法号曼殊，法名博经，笔名印禅。后人称其曼殊法师。
大家看看二位是不是很相似？均属于那种多才多艺、玩转所有学科的绝等大师。关键还有最最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他们两位早年都曾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参与民主革命运动。还都曾参加同一个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同为南社的革命活动家。又都是在革命退潮后深深感到理想破灭因而精神备受压抑、意志逐渐消退，黯然皈依到宗教的世界。
同时，在个性及个人命运方面他俩也有一个最最相似的地方，即早年都曾风流倜傥、狂放不羁，也就是说他们二人都曾经是文化艺术界的浪漫风流人物，后来都看破红尘归隐出家，而且都是一出家就成为大师级高僧。笔者暗暗想道，看来有文化与没文化简直是天壤之别，不然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小和尚。
但是这二人，在他们的生平中似乎没有过打交道和相聚相识的记录。可以这么说，他们几乎就是生在同一时代的陌路人。
我们还是先来品读鉴赏一下两位大师优秀的作品吧——
李叔同有一首很有名的骊歌，风靡了整个文艺世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李叔同《送别》
苏曼殊非常有名的几首七绝诗也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本事诗》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李叔同的骊歌，情怀之优美和意境之高远，令人长嘘短叹；难怪林语堂和张爱玲都十分推崇李叔同，称赞弘一法师为最遗世而独立，在他面前必得如此的谦卑。
苏曼殊的绝句，可见心灵荡涤的人格和忧国忧民的胸襟，叫人感佩不已。以致当时年轻的鲁迅和郭沫若对曼殊大师也无比的赞赏。鲁迅甚至还写有一篇真假鲁迅与苏曼殊的趣文。而郭沫若欣赏苏曼殊更是基于他们共有的才情色细胞。
欣赏了作品，再来做一番基本介绍吧——
李叔同生于1880年，祖籍为浙江，但出生在天津。说他是浙江人也可，是天津人也可，反正这两个地方都有他的纪念馆。现在连西门庆的籍贯都有人争相抢夺，何况李叔同是位杰出的大师。李叔同似乎从小就对佛教感兴趣，也对四书五经之类传统经学有所研习。后来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东洋文明及西方文化，这对他波澜起伏的才艺人生和走向青灯残卷的归宿命运都起到决定性的意义。
李叔同喜欢表演，早年曾参加京剧《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后来又热心投入西式文明戏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的演出，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李叔同喜爱绘画，喜爱音乐，喜爱诗歌，在这几个领域中，样样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样样都使人爱不释手。那么，民国画家、诗人、音乐家和表演家的身份，当之无愧。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的开拓者之一，其书法、绘画作品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音乐作品主要体现在歌曲上，如《夕歌》、《三宝歌》、《送别》、《归燕》等，多为自己作词作曲，不仅当时流传甚广，至今也受人喜爱。
但最根本的却是李叔同后来变成了弘一法师，也就是说他看破红尘之后皈依了佛教，这造就了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不是一个仅仅出了家就安身立命的人，而是苦研佛经，撰写了令佛教界人士都不得不惊叹和钦佩的《弥陀义疏撷录》、《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华严集联三百》等佛学著作。 他不仅恢复了律宗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被尊位为律宗十一祖，也对禅宗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众多弘法讲演和诗歌创作上。
苏曼殊比李叔同小四岁，生于1884年。虽然出生在广东珠海，但家庭背景却比较复杂。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却是日本人。所以说他是中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反正这两个国家都有他的纪念馆。苏曼殊很早就在日本读书，很早就削发为僧。做了僧人也不好好念经，却到处结交革命志士。时而放浪形骸，佯狂玩世，时而振臂一呼，壮怀激烈。时而满怀革命斗志，时而哀怨悲观人生。
苏曼殊是一个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怀有浓烈的爱国热诚。他不仅积极参予革命活动，还经常赞助宣传辛亥革命的报刊杂志，甚至还赞助过鲁迅的文艺刊物项目。他来去匆匆，嫉恶如仇，敢作敢为。
苏曼殊智商和情商都是一等一的资质，喜欢绘画，喜欢诗歌，喜欢写小说，喜欢翻译。才气逼人，艺高不压身。说他是民国画家、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也丝毫不夸张。他的著名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等“七记”是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开山鼻祖；他编撰的《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想想这些工具书书名就令人陡生敬畏之心。
同样最根本的是苏曼殊后来也变成一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其佛学造诣奠定了他作为高僧大师的地位。有些人拿他的放浪形骸与李叔同的严谨稳重相比，质疑他的法师身份。这真是皮毛之见，同在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中，其境界不宜分高下。曼殊法师很早就被选定为佛教曹洞宗衣钵传人。他也撰写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等多部梵经文本，没有深厚的功力很难做到。他的佛教思想还更多的体现在他的各种诗文和小说中，那也是对佛学基本教义的进一步阐释和传播。
由此可见，李叔同与苏曼殊二人都著作等身，都佛性高深。在佛教界，各有喜欢他们的宗派；在艺术界，各有喜欢他们的拥趸；在诗坛，各有喜欢他们的粉丝。
回到根本话题——他们到底是否见过面？二人是否朋友？
史料中李叔同和苏曼殊二人，生前没有见过面的记录，或没有互相写过，
鲁迅和郭沫若，生前打死不愿相见，但却互相谈论过，或曾公开骂战、或曾暗中影射，总之是有很多的聚焦点。而根据史载及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李叔同与苏曼殊，确实生前没有互相恭维过，也没有互相诋毁过，似乎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白纸黑字，已成共识。
然而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不妨来做一些逻辑推测和历史判断。因为依照一些与李苏二人同时代的个人回忆和民间记叙，李叔同苏曼殊二人不仅见过面，而且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是志趣相投的哥们。
现在已经知道了，李苏二人有很多相似点，那仅仅指的是艺术才华、创作和宗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生平经历的相似点能够说明二人的共同特点。例如，李叔同的夫人是日本人，苏曼殊的母亲是日本人；都曾在日本留学；都几乎在同一时间加入革命组织南社；二人都精通数国文字；死后都埋骨于杭州西湖畔。
既然有这么多交集点，他们怎么可能没有相识并相见呢？
在这里，有几个时间段，可以断定两人不仅相见过，而且还非常的熟悉、友好，甚至还是知己。
第一个场景：民国元年（1912年），李叔同加入南社，而此时苏曼殊早于前两年（1910年）加入南社。同年，李叔同任南社《太平洋报》主笔并主编文艺副刊，而苏曼殊也在此时到达上海参加《太平洋报》的外联工作。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于本年发表在《太平洋报》副刊上。如果李叔同对苏曼殊不了解，如果李叔同不欣赏苏曼殊的才华和小说，断不会一走马上任就发表他的作品。按照二人生平记录，此时二人均在上海。二人既然同为南社会员，南社组织活动必定要打交道。二人既然同为《太平洋报》报人，又都舞文弄墨，自然有笔墨交往。大家用脚后跟想想，李叔同与苏曼殊在同一时间同在上海，同在一个团体，同在一个报社，没有交道，没有交流，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甚至有人说，李叔同加入南社是苏曼殊的介绍，苏曼殊加入《太平洋报》是李叔同的推荐。按时间和发表小说的互动行为来看，二人此时不是知己也是知音了。
第二个场景：李叔同与苏曼殊二人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那就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柳亚子。柳亚子非常欣赏这二人，既然同为南社和报社的同仁，一定会邀集在一道或茶会，或酒席，或议事，或活动。柳亚子有一篇趣闻文章，说的是当年苏曼殊的画很受人们的青睐，报社有一个同事叶楚伧极想得到一幅苏曼殊的画，就将他连哄带骗到一个安排得极为清静的画室为其作画《汾堤吊梦图》。后来苏曼殊得知这个画室其实是李叔同的房间。而李叔同看到《汾堤吊梦图》后，立即将此画铸版发表在《太平洋报》上。那一天同一版发表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用隶书书写的英文书法作品《莎士比亚墓志》。当时的文化界人士称赞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南社“双绝”。大家可以想想，苏曼殊在李叔同房间作画，而李叔同又将苏曼殊的画刊发于自己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并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与之并列刊发。难道说二人没有互动？难道说二人没有见面？我是宁可相信同时代的好友所作的记录。依我看，这样的默契，这样的互赏，此时的二人不但是知音，更是知己了。
第三个场景：民国五、六年之交，即1916年的12月至1917年的1月，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实行断食，前后十八天。而苏曼殊在1916年的11月至1917年的1月连续往返杭州，住在白云庵。在这期间，二人都在西湖边，暮鼓晨钟之际，不可能不互相串门拜访。李叔同知道苏曼殊在西湖畔创作小说《人鬼记》，苏曼殊也知道李叔同在杭州初试断食修身以备出家。关于如何出家，李叔同一定是向先行者苏曼殊作了咨询与请教。至于如何会面，如何交流皈依之事，没有明文记载，不过没有记录的事未必就没有发生。李叔同的出家必定是受到苏曼殊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二人当时并不知晓杭州一别，便是生离死别。第二年苏曼殊圆寂，李叔同果断决绝地正式出家。二人殊途同归入了法门，因而有南社二僧之说。今人游杭州，有两个名胜不能不让人流连向往：一是西湖南边的虎跑寺，一是西湖的孤山。恰恰在此两地，各矗立着一座佛塔，一座名叫弘一塔，一座名叫曼殊塔。两塔遥遥相望，似乎在互相诉说着青灯残卷和芒鞋破钵的佛门意境。
在佛教界，苏曼殊彷佛像个游方和尚，不太遵守清规戒律，浪漫洒脱，留给后世有时僧时俗花和尚和酒肉穿肠过济公和尚类似的形象。但不管后人怎样界定他的慧根，他毕竟是佛教曹洞宗的衣钵传人，他的众多阐释着佛教教义的梵文典籍和诗文可以作证。而李叔同的人格操守严肃持重，向来为人敬仰。虽然多有刻板清高的印象，但是颇符合出家人的佛门之道。因而李叔同被尊位为律宗十一祖，和他自身的佛性截然不可分，他的众多凝聚着佛教精神的经律典籍和诗歌同样可以作证。
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时出现了两个著名的诗僧或歌僧、画僧，确实是文坛奇葩和宗教奇迹。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世界，将永远的被人探究和追怀。二人不仅不是陌路人，而是同路人，同道人，同行人。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易道禅/文
易道禅，作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秘境》等作品。曾任人民画报社记者、《中国西部》杂志社总经理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