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说《通鉴》之43：蜀汉与曹魏，谁是正统？

历史老师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分分合合是历史的常态。
合的时候，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只有一个皇上。
分的时候，天上还是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却有好几个皇上。
中国古代纪年最主要使用的是帝王年号，比如之前【大鹏说《通鉴》】中提过到的安帝永初五年、顺帝永建元年、桓帝延熹二年、灵帝光和元年、献帝建安三年等等。
只有一个皇帝的时候，这种纪年是明确的。但如果有多个皇帝，那就不好办了。
比如三国时期。
公元220年冬十月二十九，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在洛阳建立曹魏政权，改元黄初。
公元221年夏四月初六，身上具有汉室血统的刘备，在成都也即皇帝位，建立蜀汉政权，改元章武。
那么问题来了，公元221年是黄初二年？还是章武元年？
这个问题在当代不是问题，因为现在采用的是公元纪年，哪一年是公元多少年，是明确的。公元221年就是221年，不会是公元222年，也不会是公元220年。
这个问题在当时也不是问题。因为天下尚未一统，各国各玩各的，各用各的年号。蜀汉用章武，曹魏用黄初。公元221年，在蜀汉就是章武元年，在曹魏就是黄初二年。
但在后代，就是个问题。后人修史的时候，记录公元221年的事，究竟是黄初二年，还是章武元年，就是个大问题。
因为用哪个皇帝的年号纪年，不是一个时间问题、天文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正统问题。是牵涉到谁才是真正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问题。
北宋的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认为公元221年是黄初元年，潜台词是曹魏是正统。
南宋的朱熹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简化后编写的《通鉴纲目》，认为公元221年是章武元年，其意是司马兄弟你错了，蜀汉才是正统。
司马光的正统观点是“首都说”，即谁占据了前代王朝的旧都，就是新一代的正统。
朱熹的观点则是“血缘论”，即谁的身上流淌着前代帝王的血液，就是正统附身。
如果说不同朝代的史学家，对正统依据，对哪个皇帝才算正统有不同的认识，也不稀奇，毕竟各为其主，各有各的政治逻辑。但司马光与朱熹虽有北宋、南宋之别，但都是姓宋，都是在大宋同一片蓝天之下，沐浴着赵家天下的温热阳光。观点怎么会如此相反？
原因很简单，立场和现实不同。
所谓政治，就是立场。所谓历史，就是现实。
尽管北宋南宋都是赵宋，但面对同样的政治，站在了不同的立场；对待相同的历史，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北宋天下怎么来的？还不赵匡胤“身不由己”黄袍加身，接受后周恭帝柴宗训的“禅让”，建都后周故都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这和曹丕接受汉献帝刘协的“禅让”，后又建都东汉故都洛阳如出一辙。同样是“禅让”，同样是定都旧都，以正统自居的北宋，如果不把曹魏当成正统，还怎么混，合法性何在？
靖康之耻后，赵宋朝廷在北方混不下去了，南渡杭州，迁都临安，是为南宋。旧都开封先是被后金占据，继而被蒙古蹂躏。这时如果还用“首都说”来定正统，那他南宋就是僭越、就是自封的“伪朝”。蜀汉政权虽然偏安巴蜀，但人家可是中山靖王之后，根正苗红的大汉苗裔。奉蜀汉为正统，那本朝虽然偏安江南，但身上流淌的是纯正的赵家血液，非正统莫属。
北宋的立场和现实，决定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必须采用“首都说”，把曹魏奉为正统；南宋的立场和现实，决定了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必须把司马光的“首都说”批倒批臭，再踏上一脚，以“血缘论”为依据，重新奉蜀汉为正统。
今天采用公元纪年的我们，已经没有了用“正统论”来解释历史的包袱。对古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正统之争”，我们大可一笑置之。
但从现实需要出发，重新裁剪历史的做法，强制性的按照己方立场给历史站队的态度，还大有市场，甚至方兴未艾。对此，历史同样以“呵呵”回应。
无论政治如何将立场旋转，真正的立场就在那里，不扭不曲。
无论现实如何将历史重写，真正的历史就在那里，不变不化。
亲爱的朋友，如您喜欢本文，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大鹏说书（账号dapengshuo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