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历史老师

摘要：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地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关键词：阮籍；司马氏；名士
说起阮籍，有人十分推崇，也有人非常反感。不论推崇也好，反感也好，都与他对待司马氏集团的态度有关。在一些人眼里虽然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但阮籍和嵇康一样也是反感司马氏集团的，起码在他情感的天平上是倾向于曹魏政权而厌恶司马氏集团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定阮籍是卖身投靠了司马氏集团的小人，甚至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骨干，是司马氏安插在魏帝身边的间谍，他所谓的放达只是一种欺人骗世的表演。本文拟在辨析、解剖以上两种看法的基础上闸述自己对名士阮籍与司马氏政权之间关系的理解。本文认为阮籍是被司马氏集团所利用的名士，他对司马氏集团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双方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合作关系。
一
据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可知阮籍由于“芳馨百代，领袖诸贤”而立庙受祀，享受了中国古代诗人中少见的殊荣。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唐代以降，曾被许多士人视为忠于曹魏、反抗司马氏集团的典型。今天，虽然很少有人再强调阮籍是曹魏政权的忠臣，但在多数学者看来，在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压力下，阮籍的政治立场未能像嵇康那么坚定，性格比较软弱，但从整体上看，他仍然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士人，在曹马之争中，他的内心同情衰败中的曹魏政权，对于司马氏集团的篡夺行为他是厌恶而反感的，他与司马氏集团成员之间无论是政治追求还是个人品质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形成以上看法的原因在于：一是《晋书·阮籍传》（下引此文不再注明）等史料中所记载的阮籍事迹。本传中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然而，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本传中同时记载了另外的一些事迹：司马懿为太傅时阮籍作了他的从事中郎，后来又担任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被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他经常出入于司马昭的府内，参加各种宴会。他曾经为司马昭政权推荐人才，写作了《与晋王荐卢播书》，此外他还写作了《为郑冲劝晋王笺》。这些事实和前者一样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只依据部分史料得出阮籍反抗司马氏集团的证据并不可靠。
二是来自《咏怀诗》八十二首中的探寻。《咏怀诗》八十二首的题旨向来难解。钟嵘《诗品上》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文选·咏怀》注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到了唐代注《文选》的“五臣”手里，便开始了诗歌与史实的探幽搜奇，他们试图把每一首诗“引喻于昏乱，附会于篡夺”。他们把阮籍说成了一位在群臣依附司马氏之时，依旧特立独行对魏室“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诗歌是心灵的折射，结合阮籍的时代环境研究阮籍的诗歌，从而探究阮籍政治情感的倾向性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阮籍并没有明确说出同情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意思，后人的研究只是一种猜测，自以为自己所猜到的就是谜底。将推测看作事实、是无法得到证明的。正如黄侃《咏怀诗补注》所说：“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故将包罗万态，岂反措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于诗歌。”如果只是把阮籍的《咏怀诗》看作对曹马之争的表态，未免太小看了阮籍。
三是对《为郑冲劝晋王笺》的理解。一篇《为郑冲劝晋王笺》引起了后世对阮籍的责难和否定，也有许多人在为他辩解回护。回护者认为：此文中寓有微言大义，含有对司马氏集团的讽刺和警告。《汉魏名文乘》卷二十五引茅坤语日：“阮步兵不讳为此文，诚有遐虑。乃其布辞蕴义，深合大雅之体，去谀文饰说远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中日：“晋王九锡，公卿劝进，嗣宗制词，婉而善讽。司马氏孤雏人主，豺声震怒，亦无所加。正声感人，尚愈寺人孟子之诗乎？”陈沆《诗比兴笺·陈子昂诗笺》附文引陈廷经之语曰：“其词可谓嬉笑怒骂，使司马师服其义而不能加罪。可谓命世之才。”
阮籍的本意是希望司马昭将来“让王”吗？显然不是，陈伯君先生指出：“‘王’和‘九锡’会是怎样的结果，大家当然都是莫逆于心。但那时虽然禅让之局已定，究竟最后一层的幕布还没有揭开，司马昭还在虚伪地表示‘让德’，怎么能公然要他‘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呢？万一司马昭故作姿态，不是要怪罪下来吗？”[1]（P7）可以设想精明如司马昭者断然不会不懂阮籍的讽刺笔法，他要是看清了阮籍阻碍他篡夺政权的态度，还会发愁不能加罪吗？荀彧有什么罪？崔琰有什么罪？……荀彧、崔琰是曹操集团中的骨干人物，阮籍不过是一位社会名士。司马氏父子行事之残忍，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站在曹魏政权立场上的讽刺和警告对司马氏父子来说都是无法接受、容忍的。
所以我们认为，阮籍反抗司马氏集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
与前一种观点相反，部分学者认为阮籍“卖魏而附晋”，不仅投靠了司马氏集团，是司马氏父子的同党，甚至为虎作伥，充当了司马氏集团的帮凶和间谍，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写作《为郑冲劝晋王笺》被部分学者视为阮籍最大的罪行。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应杖死。”张燧在《千百年眼甥}六中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晏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不知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徒以钟会片言，遂不免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裈中。若籍附昭，乃裈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说：“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谬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于古；……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
《为郑冲劝晋王笺》为阮籍所作，向来没有歧义。阮籍为什么写作此文，我们的推测将在下面具体陈述。此处我们只是指出：《为郑冲劝晋王笺》是阮籍代替朝廷高级官僚所写，它不是阮籍本人对司马昭的劝进文，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忽略；阮籍写作《为郑冲劝晋王笺》，不是积极主动的。据本传曰：“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阮籍显然想蒙混过关，但在使者的督促下，不得不写出来；此文不是阿谀逢迎的文字，没有让人肉麻的吹捧，所谈到的司马昭的功绩都可以落到实处；此文是司马昭集团篡夺政权路上的一篇普通文章，它对于司马昭的篡位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经本人考证，《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于景元元年（公元260年），而不是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写作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亦即司马昭接受劝进当起晋公的那一次。（原来那篇文章也是他写的呀～～这个孙明君很不错嘛～～）从司马昭掌握实权后，魏帝多次拟封其为公，直到景元四年十月他才接受，此间，由于皇帝多次封赏，司马昭多次“固辞”，其亲信中写作的效忠信、劝进文当不在少处。大家都知道司马昭的“固辞”是在演戏作为司马昭的党羽，配合主子来表演是义不容辞的。阮籍代替郑冲所作的这篇文章因为其文辞的清壮”，被时人视为神笔从而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认为此文不能作为他投靠司马氏的证据。
台湾学者何启民先生说：
按《魏志·高贵乡公纪》曰：“正元元年冬十月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籍既封爵进位．将谓籍有废立定策之大功，寻考诸书同时封关内侯者．唯得钟会一人．《魏志》卷二十八《会传》曰：“高贵乡公即尊位．赐爵关内侯”是但封爵而未能进位．比籍已自不如。钟会名公之子，司马氏之亲近左右，裴注称“会历机密十余年．颇预政谋”然则籍之预谋明甚。[2]（P32）
显然，他认定阮籍是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同谋，而且有废立定策之功，其功在司马氏死党钟会等人之上。韩理洲先生在引述了何启民先生上述观点后说：“嘉平六年九月，曹芳被废，十月庚寅高贵乡公即位，他即晋封为关内侯，又作为司马师安插在新皇帝身边的耳目，担任了三品高官散骑常侍、秩二千石、连升三级。”如此看来阮籍同时又是司马氏的高级间谍。何启民先生还说：
然懿、师父子并以籍为从事中郎．亦可以考见其与司马氏有极深之渊源，而实参机密之任．此由其后日发展可知。于其外．则籍故示尸位素餐．禄仕而已．此不可以不深加注意者。[2]（P222）
又籍之荒放，最为当时礼教人士．若何曾辈所不满，唯以文帝右之．得无事。若曰其生在魏晋之交而佯狂避时，其实参与晋室攘夺魏氏政权之最高机密，是亦有意作达者也。[2]（P233）
此则谓阮籍不仅与司马氏父子是一丘之貉，且在人格上比钟会、何曾等人还要卑鄙，明参与了最高机密，又要装出另外一种姿态，以麻痹世人。如此说来阮籍是一个虚伪的小人，也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在前述“奸臣”、“间谍”的罪名之外，似乎还应该加上“两面派”的罪名。
从表面看：“正元元年冬十月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而阮籍恰恰在此时被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所以可以肯定阮籍一定有废立定策之功。这样一个极简单而又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为什么古代认定阮籍是司马氏同党的学者们未能发现，一直要等到当代才被揭示出来？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是这么容易破译的，也许在这简单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奥妙。阮籍是不是参与了司马师废立的密谋？在其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真相至今依然无法知晓。假设阮籍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骨干人物，别人不了解，何曾、钟会之类司马氏的心腹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会疾若仇，多次找借口，企图置阮籍于死地？假如阮籍真是司马氏集团的骨干人物，在废立中建有大功，刚直不阿的嵇康定然会与之绝交，至少不会每每师之”。如果说阮籍所参与的是最高机密，嵇康等人是无法知道的，是被蒙在鼓中的，那么封侯[1]加官不是会露出马脚吗？如果升迁三品高官散骑常侍是对阮籍参与了废立之功的奖赏，是司马昭集团对阮籍的信任，但我们知道阮籍当“间谍”的时间并不长[1]，半年后就拜为东平相了，在东平相任上旬日而还，又做起了六品官员——大将军从事中郎，那么他的调离、他的降级，是他当“间谍”时不够尽心吗？是没有完成主子交给的任务吗？
当阮籍被封侯的真相难以搞清时，提供董卓与蔡邕等名士的关系作为旁证也许会对我们解释司马氏集团与阮籍的关系带来某种启示。《后汉书·董卓传》曰：“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
三
司马昭“保持”阮籍不是什么秘密。本传曰：“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那么司马昭为什么会“保持”阮籍？阮籍与司马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罗宗强先生指出：
阮籍的行为虽有悖于名教任诞不羁．但那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诉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臧否，他对政权实无害处。名声甚大而于政权并无妨碍，杀了既于当政者无所裨益．且蒙残害名士之恶名。从这里我们或者可以窥见司马昭保护阮籍的用心所在。……如果司马氏把名士群体完全排斥于这个政权之外．把它当作敌对力量加以消灭．这不仅在当时是做不到的，而且对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阮籍作为名士群体的重要代表人物，受到特别的保护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4]（P144）
我们知道，一方面当政者会主动争取名士与自己的合作。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是将所有名士拒绝于政权之外的。每个政权在其诞生、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都离不开士人的参与、支持。任何一个当政者都需要众多的文士为之摇旗呐喊、歌功颂德。倘若社会名士肯与政权掌握者合作则足以证明该政权的清明和深得民心。能够接纳、宽容、优待持不同政见的名士则可作为某一政府、集团宽容大度的重要标志。与名士的交接可以证明集团领袖人物在气质上的博学高雅、超凡脱俗，即使是赳赳武夫也不愿让人把自己看作粗俗不堪之徒，能附庸风雅时一般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政权对名士的接纳宽容优待有一个度，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统治者那里，这个度的宽严是有伸缩性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名士与政权之间的最根本问题是：名士必须承认该集团、政权的合法性存在。事实上，任何名士无法摆脱政权的监控、限制。即使是不反对政权的纯粹追求个体自由的名士，他们也会受到政权拥有者的警惕，在政权拥有者眼里他们毕竟不是自己人，他们属于另类，他们所代表的是一股与自己离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在一个新旧政权交替的动荡时期，实权人物对社会名士行为、举止、思想的关注、重视超过了承平时期。汉魏时代，董卓时期是这样，曹操时期是这样，司马氏时期当然也不会例外。
名气越大的士人受到政权拥有者的关注越多，受到的监控越严密。阮籍和嵇康都是非常时期的大名士，他们无法像陶渊明那样隐居，时代、名气注定了他必须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或者被抛上九天，或者被掷向谷底，在他们面前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面对拉拢，嵇康选择了断然拒绝与司马氏政权的合作，他所面临的只有慷慨就义一条路。阮籍之所以先后被曹爽集团、司马氏集团征召，由于他是“物望甚高”、“声誉广被”的大名士。
阮籍志存高远，早年有天下之志。在残酷的现实中阮籍由儒入道，开始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佚名《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碑》曰：气生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和光同□（按，原文缺字，似应为尘），群生莫能属也；确乎不可拔，当涂莫能贵也。”在“寻妙”与“研几”当中阮籍进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鉴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这是大人先生的境界，也是阮籍追求的精神境界。此境界是一美学的境界，是一生命的自由境界。在阮籍的世界里现实是丑恶的，礼法之士是虚伪的；政治是残忍的，名士少有全者；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中没有属于个体的自由。阮籍胸中的“块垒”巨大无比。他的痛苦其实不完全是司马氏集团造成的，其中也包括生命本然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都构成了生命的忧患意识。阮籍没有别的选择，所以阮籍在游戏人生，但其中孕育着真情。在旷达的外表下，他的内心至为痛苦。“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不知道人生的路在何方？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想去的地方无法到达，不想回的地方不得不回，除了放声大哭，泪眼问天，还有什么办法？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完全是特殊政治时期名士与政权的特殊合作关系。政权与名士之间的合作有一种平衡的关系，此平衡需要行为证明，此证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名士的阮籍所关注的核心不是现实中的君主，而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精神世界。但他无法摆脱现实中的政权他对政权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态度对政权而言是非同寻常的。杀害了正名士中的何晏、夏侯玄等人，杀害了竹林名士中的嵇康和他的朋友吕安，司马氏政权迫切需要得到名士群体的支持与合作。阮籍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阮籍知道自己无法逃脱这种盛名的羁绊。在《咏怀诗》中有一个明显的声调，就是对盛名的逃避：“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其六），“岂为夸与名，瞧悴使心备”（其八），“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輈”（其二十八），“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知？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其三十），“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其四十一），“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其四十二）“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其七十二）……于此可以看出对于自己的盛名，他想挣脱，但他无法挣脱。他越是要逃离，名声越是追逐他，最高统治者越是关注他。他后来不得不选择了与司马氏集团的特殊合作关系。《世说新语·任诞》云：“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道以职事。”从此可以窥见双方合作的条件。这种合作其实是脆弱的，钟会数次对阮籍的试探、何曾对阮籍的攻击未必不是秉承了司马氏的旨意。司马昭对阮籍的保护未必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表演，是对阮籍的警告和笼络。郑冲等人指名让阮籍写作劝进文，难道不是对阮籍的一次考验和试探吗？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其中他对蔡邕的提拔、重用更值得我们深思。《后汉书·蔡邕传》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被侍御之，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筵，辄令邕鼓琴赞事。”司马氏之重视阮籍，为之封侯加官，其心态也许和董卓对待蔡邕有相近之处。蔡邕“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为侍中，封高阳乡侯，未必是由于他是董卓的死党，是董卓集团的骨干。蔡邕也好，阮籍也好，之所以被政权掌握者看中、封赏，只有一个原因：名高于世。
我们认为阮籍与司马氏之间是另外一种关系，简单地说，阮籍既不是反感司马氏，也不是投靠司马氏，阮籍与司马氏之间是特殊时期名士与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那么阮籍对曹魏政权和司马氏集团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认为阮籍对曹魏政权没有忠贞之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对曹魏政权的眷恋之情。同时，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刻骨之恨。在司马昭伐蜀之时，《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魏纪》九中记载有吴人张悌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司马氏集团在篡夺政权的过程中心底之毒辣、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篡位的行为也无法让具有正统观念的士人所接受。但政权的“禅让“比起“革命”来社会动荡的程度要小得多，并且司马氏父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民生之苦，得到了民心的支持。所以张悌之语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阮籍这样正直的士人而言，司马氏篡位行为不能不产生一种矛盾心态。旧政权已经腐败，无法维持，对旧政权的覆亡会有一定的同情，但深知其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新兴的政权已经无法遏制地崛起了，它不符合传统的君臣观念，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民心的支持。这种矛盾心态在阮籍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嵇康那里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嵇康临死前对儿子的嘱咐。
阮籍因为是名士而被司马氏父子相中，阮籍以名士的身份与司马氏父子周旋所以在双方“合作”的时候阮籍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名士风度，而司马氏父子则默许了阮籍的放达行为。这样，我们便看见了不同的阮籍：《世说新语·简傲》中说“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这是在司马昭面前的阮籍；“籍尝从容言于帝日：‘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这是去做地方官的阮籍；“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斟，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这是在首都作官的阮籍；“籍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是对待礼法之士的阮籍。……这种种放达的举止难道可以看作两面派的表演吗？
本文认为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3]韩理洲¨_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lt；咏怀&gt；诗的总根源[J]人文杂志1999．（4）：152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