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笼子艺术 揭秘宋朝历史上的另类笼子

历史老师

治权被关进扯皮的“笼子”，那些作风硬朗的文臣感觉很不爽。熙宁年间，王安石就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听则听矣，“笼子”照编不误，一方面重用新党搞改革，一方面又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拔为参知政事，时时拖着荆公的后腿。
把权力关进“笼子”，庶几成了口头禅。
说白了，就是用制度来约束、监督权力人群。这方面，古人也在做。比如说宋朝，皇帝们看起来像是不错的匠人，也编了许多“笼子”，效果固然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怎么看怎么另类，有的甚至很逗。
以享乐做“笼子”
宋兴于五代之乱，那是一个“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时代，赵匡胤看得比谁都真切。短短五十三年，五个家族轮流上，八个皇帝被杀，下岗者更如走马灯。原因在哪儿?枪杆子决定印把子!不把兵权关起来，今天黄袍加身，明天说不定又被人脱下来。于是，赵匡胤开始编“笼子”。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赵匡胤编的即是享乐主义的“笼子”：“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你们……多积点钱，多置点田产房屋，……快活的过日子。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无猜，不好吗?”
与此同时，他还对制度进行细化。军队的指挥权被他一分为三，谁也别想轻易调动部队;特别是将带兵权与指挥权分开，最为有效，带兵的无权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无权带兵。如此一来，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几乎为零。
这也是宋代重文抑武的源头。风气一开，武将集体蔫菜，兵权没了，地位亦每况愈下，只能生活在享乐的“笼子”里。《宋史》载，名将曹彬做枢密使(国防部长)时，路遇文臣车马，要“引车避之”。韩世忠曾议买新淦官田，高宗闻之大喜，特赐御札，把这块田赐给他，前提是----卿把兵权交出来吧。不愿意?弄个莫须有出来整死你，岳飞是个血的教训!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以扯皮做“笼子”
“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之。”
两宋许多皇帝都说过类似的话。看起来文臣的境遇要比武将好一些----治权在手，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绝非诳语。但是，等待他们的同样也有“笼子”，其要旨即是扯皮。
扯皮这个词，不好听，如今还有胡搅蛮缠、没原则、扯后腿等引申意。但就管理学而言，它却有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宋代皇帝称它叫“异论相搅”，即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相互牵制。
徐度《却扫编》云：“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当然也有其他状况，不过独相为大的局面极少。宋代皇帝大多深谙此道，多设几个宰相，让他们吵架去，自己好火中取粟，稳坐裁判交椅。如宋真宗一边升任王钦若为宰相，同时又任命与其政见不同的寇准为相，还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昏庸如宋徽宗者，亲政之初也知道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为相，更是典型的扯皮“笼子”。
有了这只“笼子”，宰相想“进退人物，随意在手”，就不容易了。如咸淳年间，贾似道权倾中外，但宰臣程元风、江万里等人，仍然“微露锋颖”，公然当众与贾似道作对。这种情形不光在朝廷，地方上也是一样。
两宋路以下各级衙门，从来就没有“一支笔”的说法，主官的拍板权还不如现在的村支书，副职如同知、通判、主薄等都有通签文书的权力，他们一扯皮，主官必头疼。嘉祐六年，苏东坡以大理评事判凤翔府，芝麻大的小官也敢与韩琦顶牛，靠的就是通签权，令韩琦抓狂亦无奈。
治权被关进扯皮的“笼子”，那些作风硬朗的文臣感觉很不爽。熙宁年间，王安石就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听则听矣，“笼子”照编不误，一方面重用新党搞改革，一方面又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拔为参知政事，时时拖着荆公的后腿。以吃空额做“笼子”
这是为预防“乱权”。何谓“乱权”?法度之外的权力也。封建时代，宗室、后妃、外戚等，都是可能的乱权分子。
宋朝起于外戚夺位，自己做过贼，安能着了贼的道儿?因此对这个群体的限制尤为严格，编了不少“笼子”。如对宗室“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也就是有编制，薪水照发，而且多多的发，就是不让干具体工作;其他如“无后妃预政之理”、“外戚不当预政”等等，在两宋皆被抬升为国体。
防范宗室夺嫡，哪朝哪代都有，这个就不说了。单说后妃，宋代号称“女子之防尤严”，后妃多懂得“阃外之事非所预闻”，并加以守。哲宗刘皇后在徽宗时被尊为太后，因“颇干预外事”，徽宗“与辅臣议，将废之。”绍兴十三年四月，高宗请求他的母亲韦太后“降一指挥”，韦太后不肯，并说：“我但知家事，岂预外廷?”高宗当即称颂：“太后知国体，故慎重如此”。
对外戚如同宗室，基本原则也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关在这样的“笼子”里，不少外戚变得很乖。如《宋史》列传称，太宗的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远权势”、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远权势”、宁宗的岳父韩同卿“善远权势”、宁宗的妻兄杨次山“能避权势”等，多不胜数，他们因此一概被赞为“得外戚体”。
由于这个“笼子”比较管用，两宋三百年，除“烛影斧声”之疑案外，宗室几无乱权者。南宋有士大夫赞道：“本朝历世以来，未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后妃外戚专权，亦屈指可数，刘光祖做了客观评价：“国家二百余年无外戚预政之祸，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
专门给太监制作的“笼子”
在宋代做太监，比较苦逼。《官制旧典》云：“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这是从国家成法的高度给太监做了“笼子”，监管“笼子”的却是朝廷大臣们。
太监的升迁权与惩治权均在枢密院。如“宦官进职，枢密得专之”;朱熹在文章里也提到，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榷”，监察御史里行(实习生)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
另外，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台谏官员可“风闻言事”，他们对太监的制约，也形同两个“紧箍咒”。至和元年，宦官王守忠仗着是仁宗的“东宫旧恩”，病危时“求为节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仁宗劝解道：“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当时的御史中丞“亦奏疏力谏”，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英宗即位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汝罪当死!”贬其为团练副使，蕲洲安置。
南宋有学者把这个“笼子”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宜乎!”当然，这“笼子”在北宋末期并未被关好，梁师成、童贯、李彦等死太监都混入“六贼”之列。其责倒不在“笼子”编得不好，而是看“笼子”的大臣太过无耻。如王黼对梁师成“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梁师成)焉”。看“笼子”的不要脸，“笼子”还能牢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