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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的三种类型:政客 门客 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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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5 10:22: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核心提示:历来的汉奸,基本类型可称为“三客”,就是“政客、门客、食客”类型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多少有一点知识,但他们所有的那点知识,不过是用来牟取个人和个人归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主子是谁,而只在乎自己的私利。要说他们没有信仰或理念也不妥当;有是有的,他们可以说有“曲线救国”的理念,有“大东亚共荣圈”的信仰。
社日寇侵华期间,先后在中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有:
1.1932年3月1日在东北成立“满洲国”。
2.1935年11月25日由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改名“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位于今河北东北部;人口约600万。1938年2月1日,该政府与北平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
3.1937年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1939年9月,并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1943年又将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
4.1937年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位于今山西北部。驻大同县,统辖雁北13县,人口150万。1939年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隶属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为大同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
5.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位于今北平、天津两市,及山西、河北、河南(部分)、山东日占区;1940年3月30日,即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当日,华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6.1938年3月28日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其主要支持力量为日寇的华中方面军。
7.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位于今内蒙中部。
8.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伪汉奸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大汉奸汪精卫卖身投靠日寇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同年10月,日寇攻占广州、武汉。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精卫等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
经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权力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名义上的)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同时,华北的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名义上是汪精卫政府的下属,实际仍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控制。
伪军长官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汪伪政府的管辖区包括南京、上海两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大部和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河南等省小部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褚民谊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审判后处决。
卖国贼汉奸群体的构成情况从法律上说来,哪些人属于必须惩办的汉奸呢?
根据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对于左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九)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引自《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九一四号)政客、门客、食客历来的汉奸,基本类型可称为“三客”,就是“政客、门客、食客”类型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多少有一点知识,但他们所有的那点知识,不过是用来牟取个人和个人归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主子是谁,而只在乎自己的私利。要说他们没有信仰或理念也不妥当;有是有的,他们可以说有“曲线救国”的理念,有“大东亚共荣圈”的信仰。
在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包装(掩饰)卑劣私利的招牌。他们内心深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归属的利益小集团的私利,构成他们信仰理念的核心。
大汉奸都是“政客”执掌大权的政治家、党国政要;中等汉奸是“门客”帮忙帮闲的门生、幕僚、谋士、助手;低级小汉奸则是“食客”混口饭吃的随从跟班、流氓打手。
我们可以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的主要组织成员看出,(注: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伪官吏也都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因为这些部门的职责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才能胜任。
这些伪组织官吏、公务员、高等学校的领导、伪金融、新闻和文化机关的办事者及新民会、参政会的工作人员中,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为什么这些人会走上汉奸之路?
根据汉奸的知识背景,当汉奸的知识分子大概可以分为四部分:
(1)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北洋政府余孽,如:王揖唐,曾在军阀段祺瑞手下任职;齐燮元,原为直系军阀;张景惠,原为奉系军阀;王克敏、梁鸿志、汤尔和、傅筱庵等,曾为北洋政府官僚。
(2)曾是留日学生中的败类,如: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殷汝耕,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联系;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周作人、王酉亭、钱稻孙、张资平等,都曾赴日本留学。
(4)其他少数丧失民族气节而卖身投靠敌伪的知识分子,如钱稻孙、张资平、胡兰成之类的门客、食客。
汪伪汉奸的派系主要名单如下:
改组派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原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汪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原实业部长、中央委员)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原行政院秘书、中央监察委员)汪伪中央委员陈璧君(原中央监察委员)汪伪中央监察委员曾醒(原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汪伪中央委员陈孚木(原交通部政务次长、候补中央委员)汪伪教育部长李圣五(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汪伪建设部长陈君慧(原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原立法院委员)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汤良礼(原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汪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原铁道部财务司长)汪伪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焦莹(原铁道部官员)汪伪中央组织部长陈春圃(原侨务委员会委员)汪伪驻日大使蔡培(原交通部航政司长)汪伪陆军经理总监何炳贤(原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汪伪宣传部副部长朱朴(原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
汪伪天津市长周迪平(原津浦铁路局局长)汪伪北平市长许修直(原内政部次长)汪伪淮海省秘书长戈定远(原行政院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财政部办事处主任梅哲之(原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汪伪特别法庭庭长乔万选(原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汪伪上海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周化人(原津浦铁路副局长)汪伪工商部次长汤澄波(原实业部主任秘书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金家凤(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专任委员)cc派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原宣传部长、中央委员)汪伪军委会委员缪斌(原江苏省民政厅长、候补中央委员)汪伪安徽省省长罗君强(原侍从室秘书)汪伪实业部长梅思平(原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汪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原陕西省教育厅长)汪伪中央委员蔡洪田(原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汪伪监察委员刘云(原苏州反省院院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吴颂皋(原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汪伪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汪曼云(原上海市党部委员)汪伪中央委员黄香谷(原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刘坦公(原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伪苏北绥靖公署参谋长张北生(原江苏省党部委员)汪伪储备银行总务处长石顺渊(原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汪伪清乡委员会少将专员崔步武(原江苏省党部组织委员)汪伪军事委员会苏北行营秘书长掌牧民(原江苏省政府参议)汪伪组织部副部长戴英夫(原江苏省农矿厅厅长)汪伪文官长徐天深(原行政院参议)汪伪首都高等法院院长陈福民(原安徽省高等法院院长)汪伪江苏省政府委员董修甲(原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邹静芳(原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沦为汉奸,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受生活资源垄断者日寇的支配,并使他们丧失民族气节、突破了“以卖国为耻”的道德底线,造成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为荣华富贵而叛变投敌。
注释:
国民党改组派,指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
历史起源: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权利之争更加激烈,其中以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同年五六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随后即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陈赴巴黎后,由王乐平继任),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其地方支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17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一万余人。改组派成立后,首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攻势,接着又先后策动张发奎和唐生智、石友三在湖北宜昌和河南郑州、江苏浦口起兵讨蒋,但均告失败。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联合反蒋战争,1930年8~9月,汪精卫还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后因军事失败而瓦解。此后,改组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于1931年初被汪精卫宣布解散;但作为政治派别,仍参加了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再次合作才彻底瓦解。
cc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有上万成员,其中大多为国民党中低层干部。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机构与法西斯蓝衣社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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