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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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所衍生的刚性稳定思维、嵌入监管效果弱、非正式制度运用匮乏、社工队伍建设系统提升以及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等问题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应寻求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化，探索从分类控制向嵌入监管的转化，发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同效能，强化制度系统功能耦合及后续发展能力，以社会政策来夯实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以及培育公共精神来缝合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
　　关键词：刚性稳定;内卷化;非正式制度;公共精神。
　　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如何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拓宽社会服务领域对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程中，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社会控制，但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变化做出重大管理布局，这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些新问题仍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进行处理。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联合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来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社会能够进行自我管理与自我治理，培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最终实现社会系统良序运行与协调发展。
　　一、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偏差的剖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实现社会管理制度、体制、结构、运行、过程与方略的多元性、公共性、动态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以及经济性等特性。关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总结，学界已有一定数量的归纳与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偏差剖析，并提出相宜的纠偏之道。
　　(一)社会管理中刚性稳定思维导致组织内卷化
　　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共同愿望。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终效果就是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原动力，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解决社会矛盾之中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虽然我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此种稳定却是一种静态的刚性稳定。刚性稳定是指单纯地以僵硬的方式压制矛盾，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使得管理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所谓的理想稳定，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不断递增的巨大社会政治成本而导致政治统治的断裂与社会管治秩序的失范。刚性稳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体表征为：组织的内卷化，它是指一个组织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的状态。内卷化其实是简单复制旧有机制，营造出社会管理表面稳定的假象，致使社会管理创新停滞不前，且更进一步积聚社会风险。虽然内卷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社会管理不可回避的一个发展阶段，但是政府可以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基础上，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降低通过管、控、压、罚等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程度，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以及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与协调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的转变，这样才能使社会的刚性稳定转变为开放的、动态的、和平有序的以及具有强大自我修复功能的韧性稳定。
　　(二)社会管理中嵌入监管缺位影响管理效能。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社会网络理论将组织的结构理解为由其中的行动者通过某一特殊类型的纽带联系起来的一张网，并主张行动者之间联系的类型、范围、强度以及网络位势能对组织效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理论从经验层面论证了所有行为都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组织也是嵌入到具体的关系网络中的。嵌入之所以能对组织效能产生影响，是因为它能提供信任、传递有效的信息以及促进问题的解决三个方面的独特功能。因此，嵌入监管能使社会管理主体培育良好的认同权威，这种权威不同于刚性化的权力运作，它来自于社会管理主体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与社会管理客体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嵌入监管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整合实现过程也是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层面汲取资源和权威不断拓展的双向互动与彼此支持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外在于社会的类别化管理特性。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单位认同式微，新的集体认同缺位，民众的社会预期处于不稳定与质疑的状态，民众的社会互信度呈现出较低的水平已经成为常见现象，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这种类别化社会管理效能的有效发挥。别外，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过于注重硬体制机制整合，在挖掘新集体认同的软文化层面却动力不足。
　　(三)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供给匮乏削弱管理效度。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制度其实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对社会行为确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一旦确立就会形成制度刚性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价值道德规范、风俗文化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内在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不可缺失，即使在正式制度非常完备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把人们行为的一切都置于正式制度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由非正式制度进行调整的空间或领域。一些转型国家的制度化过程经验也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均衡和不相容，整体制度变迁则不可能成功。如果说正式制度供给是社会演进函数关系式的一个常量，那么非正式制度影响则是此函数式的一个重要变量。两种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可能存在差异，但有效的整合可使社会管理效能更为显著。我国地方政府往往重视正式制度对行为的规约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对行为的影响。现实也表明，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两者都可以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及效能。社会管理创新应更加注意区域治理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社会管理依赖于区域精神、参与精神以及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社会管理正式制度的创设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这样才能将正式制度内化为非正式制度，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
　　(四)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困境与适应性创新问题。
　　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理论渊源、定义、功能、其与国家的关系、自身能力的建设以及成长的动力困境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也论证了其具有紧密联系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整合民间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积极特性，因此社会组织被赋予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发挥准主体性作用。我们在肯定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文化氛围的缺失、资源汲取的困境以及制度认同的处境，社会组织的积极特性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所培育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是有疑问的。这种社会组织所履行的职能其实是属于传统的社区服务，其对社会管理客体的服务属于政府规定的程序性任务。由于受到权力资源依赖、自身能力建设以及公众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协同和培育自我发展的社区组织等方面的功能必定是较弱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摆脱社会组织这种限制性困境以达到适应性创新，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是：①社会组织的他律，涉及到法律环境、政府监管以及社会监督等，为社会组织的创设、发展与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②社会组织的自律，由部门、联盟或组织内部的成员共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内部的自我监管，保护自身的利益;③提升社会组织的责信度，包括强化自主性、增强公信力、弱化行政性、提升运作能力以及内化组织集体认同等。
　　(五)社会管理中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应系统提升。
　　随着对我国当前社会问题的性质、结构与原因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人本理念的认同内化，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越来越强调平等协同式管理。平等协同式管理认为要想使民众真正地认同，就要尊重民众，讲道理释规范。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与功能两个维度对社会管理发挥协同作用。与其他工作方法相比，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其他专业人才和专业机构相比，社会工作人才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传统社工相比，专业社工是专业人员的行为活动，其任务都具有特定的诸如社会公平、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分配、社会福利、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等社会性目标，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通过帮助弱势人群、劣势人群与灾民等有需要的人群来解决问题和需求满足以发挥社会公平、社会团结及社会福利等作用。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工队伍建设问题在于：社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低;社工人才的教育、使用、评价、激励等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区社工社会认可支持程度弱;社工运作独立自主性低等。各地社会管理创新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不是以往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而是以专业为基础、以助人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是以民间组织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工作。这种专业化的社工模式既要适应本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又要对开展社会工作所在社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制进行嵌入，更要主动与所在地行政机关协调与沟通，最终实现其社会服务、社会支持以及助人自助的目标和功能。
　　二、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与政策的思考。
　　通过对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文献搜集、实地调研、经验总结以及模式对比，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今后深化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切入。
　　(一)寻求社会管理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化。
　　刚性化稳定思维必定会产生刚性社会管理。刚性社会管理奉行以规章制度为本，以一种机械的非人性化的凭借体制约束、奖惩规则等手段进行的社会管理，它无法发挥社会管理实施主体的能动性。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不管是大综管模式、网格化管理模式、大调解机制还是精细化管理模式等，其实都呈现出一种刚性化特征。而柔性化社会管理则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管理客体的心性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管理方式。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如果适用恰当，既可以激发社会管理实施主体的效能感并引发其对管理目标的内化，也可以增强社会管理客体对社会管理主体行为的信任度并提升其权威。因此，地方政府在寻求社会管理创新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变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与整合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外，还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社会融合以及加强文化建设等，真正地形成安全、稳定、有序、活力的社会氛围。
　　(二)探索社会管理从分类控制向嵌入监管的转化。
　　社会管理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固化的结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演化的开放性系统，它会依据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作出调整。学界在理解我国当代国家-社会关系上所运用的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以及总体制度等理论范式，由于其浓厚的欧美色彩而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康晓光等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而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并通过与其他范式的比照，认为它是理解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分类控制体系是指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1]。在分类控制体系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康晓光等又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范式，其核心机制是控制与功能替代[2]。在上述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唐文玉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的理论范式，其核心互动机制是支持与配合，主要价值目标是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3]。事实上，我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已呈现出体制吸纳的鲜明特征：第一阶段表现为组织吸纳(单位制);第二阶段表现为政策吸纳(社会精英介入公共权力领域);第三阶段表现为体制吸纳的扩展与转向[4]。我国地方政府可在行政吸纳服务基础上引入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等强调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范式相比，行政吸纳+嵌入监管的社会管理模式更适宜于我国的现实状况。因为政府的职能改革、执政成本与社会风险控制、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自利逻辑等因素为社会管理客体适应与接受这种模式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三)发挥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协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