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梁思礼女儿、同事、秘书梁家幼子今归去，一生从未忘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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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女儿、同事、秘书梁家幼子今归去，一生从未忘忧国
4月17日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靠近北京西三环的梁家，一切还和4天前梁思礼在世时一模一样，目之所及是大大小小的照片，最叫人挪不开眼睛的，是梁思礼与妻子赵菁（原名麦秀琼）的合影。从定格在黑白影像上的两张年轻脸庞，到紫荆花树下两位老人的相依，一眼望去，当真是岁月静好，白头偕老。若没有这场死别，多好。88岁的赵菁，孤单一人坐在春日的阳光里，低眉，噙泪，轻言细语，对前来慰问的亲朋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照顾好他，走得太突然亲友掩面而泣，她的悲痛却是沉静的，只有一头白发轻轻颤抖。《环球人物》记者蹲下来，问她和梁思礼刻骨铭心的往事，她一声轻叹，百转千回：太多了，从何说起呢？
　　夫妻情：我如秤杆，她如秤砣
　　那是长达62年的相伴人生路。此时的赵菁已无力讲述，她的女儿拿出一本书，是梁思礼自述的《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我父母的故事，父亲生前都写下来了。
　　1954年，在周末舞会上跳舞时，我认识了秀琼，当时她在人事部门工作，通过交往我们越来越熟悉，便交上了朋友。那时我还不是党员，而她已经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小八路出身的老党员了，在政治上她远远强于我。比如三反打老虎时，我为了能睡觉被逼得胡说八道、乱说一气，结果把问题搞复杂了，虽然组织上给我平了反，但总感到自己不应该那样做。我心想如果不当上共产党员就配不上她。1956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情无比激动。同年，我们在五院的办公楼里举行婚礼。
　　人们总说我们俩是洋博士娶了个小八路，看似差别较大的一对儿，甚至有人认为具有传奇色彩。其实我们俩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出身相近，都是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是共同语言很多的夫妇。我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很粗线条，大而化之，往往做决定比较匆忙，她则很细很周到。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1957年大儿子左军出生了，当时我正在瑞士，听到他出生了，特别是秀琼给我寄来她抱着儿子的那张照片后，我特别高兴。1959年1月底，我在基地执行任务告一段落，刚回到北京，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孩，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又红又专，所以女儿取名梁红。后来，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文革时，秀琼被关进牛棚大半年，那时军委会还叫我揭发她，叫3个孩子跟妈妈划清界限。可是我们彼此了解、互相信任，在无言中渡过难关。
　　秀琼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忙于导弹研制常年出差在外时，她一边工作，一边独立带孩子；我的文章写成了，她是第一读者和修改人；在工作中我成功了，她比我还高兴；失败了，她冷静地安慰我，鼓励我再接再厉。她离休以后成了我的资料室主任，我需要什么材料，她很快就可以找出来，有时我还没说她就给我预备好了，非常默契。我写的科普读物《向太空的长征》，书名是她首先提出的，书名很理想，说明我们心灵息息相通。我们搬家装修房子，走廊、阳台、楼梯等大事由我决定，具体的事全由她和女儿去办，结果她选的灯啊地板等，恰恰是我喜欢的。
　　我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地从极度艰难中走过了几十年，豁达、相知、共勉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珍宝。我如秤杆，秀琼如秤砣，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用这杆秤审视世界，使我们永远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航天情：他这一辈子，奉献了所有
　　对梁思礼来说，1956年是三喜临门，除了入党和结婚，还有一件就是调入五院。那年春天，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梁思礼参与制定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同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专门研究导弹，梁思礼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老所长董若环1958年来到五院，是最早与梁思礼一起共事的同事之一。研究员崔鑫水和杨德生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来到梁思礼身边工作的。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几十年并肩奋斗的往事在他们眼前一幕幕重现。
　　我们最早是仿制苏联P2导弹，代号1059。开始我们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但1959年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在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没有了退路，梁总就带领团队，硬着头皮自己攻关。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八十五天，1059试验成功。
　　后来，我们还上过梁总的英语课。我们上学时都学俄语，苏联专家撤走了，俄语资料也没了，得开始啃英语资料。梁总是留美的，就义务当起了英语老师。大家下班了先回家吃饭，再回办公楼，在地下室里上课，每晚两小时。梁总上了半年，领我们入了门。
　　梁总的小女儿是1962年出生的。没等孩子出生，梁总就去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了。他很有信心凯旋，走之前和妻子说好，生儿子叫梁凯，女儿叫梁旋。但没想到，那次导弹发射出去后，摇摇晃晃，只飞了约1分钟，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它划了条弧线掉下来。回去的路上，整辆车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憋得喘不过气。梁总压力当然更大，但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立刻开始分析研究，带领大家杀血路。两年后，东风二号终于实验成功。
　　1965年，梁总开始负责东风五号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东风五号是洲际导弹，我国之前的控制系统不能满足要求，因而决定上当时国际先进的平台计算机方案。但我们那时做出的计算机像写字台一样大，哪能放进导弹里？梁总就提出，可以增大一些控制系统的方法误差，简化方程，以减少计算机所需的元器件，等等。
　　梁总大事上把握方向，小事也上心。1980年，我们向太平洋试射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既要保证飞行稳定，又要保证有效载荷掉在划定的安全区里，射前需要进行地面仿真试验验证。当时地面计算机一直运转不良，梁总天天为此伤脑筋。后来发现是机房空调温度不够低，他就亲自找国防科工委解决空调加氟利昂问题。机器正常了，但人又受不了，于是他又给大家配棉大衣、棉鞋等。这些琐事他都操心，我们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