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体育:文化世界的身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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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笛卡尔将主体挺立，使身体演变为自我的对象物――身体成为我之他者。由此影响近代以来体育身体观的形成。身体的对象化使得身体成为科学的对象，依据科学精确性、可重复性、稳定性的原则，身体在科学面前被无限制祛魅；同时，身体的对象化强化身体的工具性质。为不同的主体目的，身体被最大限度加工与改造，对象身?w在生成的过程中由此受到社会文化权力的规限，最终发展成为既符合社会主流价值预期，又能够有效发挥身体效能的身体性工具。文化世界中的体育，通常背负特定的身体使命，体现了社会、国家的建构意志；而理性精神、科学取向、社会习俗等均是形塑体育的文化建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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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体育哲学；文化世界；身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1-0017-05
　　Abstract： Descartes let the subject stand upright， made the body evolve into an object of ego ?C the body becomes the other of me， therefore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body view since modern times. Body objectification makes the body become an object of sci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cience precision， repeatability and stability， the body is disenchanted unrestrictedly in front of science； in the mean time， body objectification intensifies the body’s tool nature. For different subject purposes， the body is processed and remodel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the objective body is hence regulated by social cultur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ultimately developing into a bodily tool that not only meets social mainstream value expectation，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exert body efficacy. Sport in the cultural world， usually undertakes a specific body mission， and embodies the construction will of society and country； while rational spirit， scientific orientation and social custom a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ces that shape sport.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cultural world；body construction
　　近现代以来的体育演变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高度相关。在理性精神逐渐确立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彰显――人从对神的无限迷思中解放出来，身体也被确立为人之存在的崭新基点。人本的挺立、理性的张扬、科学的发展，形塑了作为体育的身体，也由此影响后续体育的发展。
　　1 作为对象的身体
　　1.1 对象身体的古典缘起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不少学者探究过身体。较具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的身体观及其由之发展的体育思想。柏拉图认为身体是可分的。身体中有一个完美而自足者便是心灵。相对于心灵，便是那容易堕落并会败坏心灵的肉体。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拼命贬低作为肉体的身体，认为正是肉体身体的欲望和需求而导致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同样对肉体身体的满足感嗤之以鼻，认为灵魂的快乐足以压倒身体的满足。那些理智的人，真正充实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听信身体无理性的野蛮快乐。肉体身体的欲望――事物、性、名利等同牲畜一样低等任性，并且可能导致疯狂的残杀[1]。因此，柏拉图笔下的肉体是微不足道的，肉体身体唯一可取的就是如何配合心灵而成就心灵的伟大。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锻炼身体的体育方法，其本质是身心二分的，以身体为手段、为工具而塑造心灵，最终练就公民、成就城邦。可见，在古希腊，就有哲人通过将身体地位放低，把身体转变成物质化的肉体，从而可能对其进行目的性、计划性的规划与控制，以实现整体的国家、社会目标。
　　古希腊哲人基于对象化身体而发展出以身促心的早期体育观，对于身体的这种对象化处理过程，是没有“我”在场的。也就是说，依靠种种完美特质而限定身体，由此设计与规划体育形态。
　　1.2 对象身体的近代发展
　　身体对象化的“有我”思想是近代才出现的，其重要的述说者是笛卡尔。笛卡尔“我思”对“我”的确立以及关于“物”的对象化，不仅奠定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也由此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体育观。
　　近代，随着宗教改革、世俗化运动的推进，人被一步步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神的破灭树立了人，但也带来了如何重新确立第一支点的问题。以往依靠神而为世界万物提供依据，如今神已陨落，人的崛起已经无法再从神的庇护中获得终极保证。
　　如何在神褪去的背景下为人建立新的依靠呢？笛卡尔吸取了怀疑论者的经验发现我们可以怀疑一切都不真实，但我在怀疑本身却可以不受质疑。由“普遍怀疑”到“我在怀疑”，最后逼出“我”，以“我”来为普遍的世界真实性奠基。主体地位的确立从某种程度而言既强调了我的存在真实感，也强化了我对立面对象的真实感。主体的存在，加强我与对象之间的对比度，也使得“我”之外的一切都可成为“我”的对象物。以往，身体是对象物，但身体对象物的对面并不是那个真实的我。但笛卡尔切实的将身体演变为自我的对象物。事实上，身体成为自我的对象物，成为我之他者，乃是一种自我的裂变。本来，我是一个不可再分的整体，但如今，我却被分为我以及我所思考与凝视的身体。   　　无疑，这种身体的自我裂变本身是吊诡的：我便是我，我是整体，我是集成；如今我却可以切割，切割成两方，一方是无肉体的思维，一方是无思维的肉体。虽然，这种仅存于思维领域的切割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作为一种主体性思维的方法论，肉体身体却是硬生生地从人的整体中切割开来，无思维的肉体或是无肉体的思维均成为可能。肉体身体的对象化以及从人的进一步剥离，使得体育场域中身体的物质感愈加浓厚。
　　1.3 对象身体的现代内涵
　　身体的对象化与物化，使得身体在思维的算计下可以按照预期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回应，也使得为体育奠基的身体别具内涵。第一、身体对象化使得身体成为科学的对象。依据科学精确性、可重复性、稳定性的基本原则，身体在科学面前做到无限制的暴露，显微镜下所有的身体奥秘似乎一览无遗。而按照科学的时间、空间规律更是可以对身体进行精确的定位与控制。身体也由此表达出理性化的身体行为。第二、身体对象化强化了身体的工具性质。身体既然从来都不是目的，那么身体的存在必定是为了某一个非身体的目的。在古希腊，身体的目的是为了成就心灵。到近代，身体对象化则是强化了身体的工具地位，作为主体的对立面，身体虽在某种程度为主体提供了支撑，但整个支撑作用的发生，却又始终在主体的规划与控制之中。为不同的主体目的，身体被最大限度地加工与改造。第三、身体对象化既让身体沦为现代技术的对象物，也成为现代技术的附着体，身体逐渐发展出愈加精细的身体技术。虽然，身体技术自古有之，但古代的身体技术乃是身体对于自然的模仿与顺应，自然是身体的主宰。近现代以来主体的觉醒，使得主体成为主宰身体技术的绝对权威。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医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学与技术对于身体的影响，使身体沦为万能的技术载体。
　　1.4 对象身体的工具使命
　　工具取向是身体对象化的价值追求。对象身体从自我中裂变出来，成为实现主体目的的工具性载体。对象身体在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文化权利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预期，能够有效发挥身体效能的身体性工具。
　　在身体工具的形成过程中，身体被赋予诸多的使命。第一，自我生长。对象身体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实体。一般的物质实体虽有变异但缺少生成的过程。而身体始终在变异、一直在生长。无论是新生婴儿还是垂垂老者，只要是健康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以动态方式维系自身的平衡――身体总是有能力不断打破既有平衡而建立一种新的平衡。这种身体动态平衡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身体自我生长、生成的过程。第二，支撑主体。通常认为，身体生成的根本目的乃是支撑主体而实现整体的人之目标。作为对象物，依托身体而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心灵，最终表达出一个健全与完整的人来。第三，承载技术。身体承载技术实现自我的技术化转变是身体为主体提供支撑的核心环节。而身体技术化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持身体自身的存在[2]，如在选择性遗传基础上为适应环境而发展出身体技术，依靠身体技术，人能够有效维系生存。通过将技术内化到身体之中，身体才可能栖居于所处的环境。第四，内化规范。为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必然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扮演好社会所赋予的角色。在外在规范提醒与警示下，社会个体通过自我不懈的练习与模仿，逐渐将外在的规范内化为身体的本能。一旦外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身体均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与表达。第五，外显秩序。秩序，不仅仅包括自然秩序，还涉及社会秩序。社会化的最终目的是个体能够按照社会的诉求融入到社会体系之中，扮演好社会所要求的角色。建构身体便是社会秩序在身体上的植入。任何一个社会，其整合必然是包括了对身体的整合。就像士兵，必须按照部队的规范与要求建立完全符合部队的身体秩序，一言一行，都能够深刻揭示身体所处位置的应然规范。因而，对于对象身体的培育与规训，最终目的便是使得身体能够遵从、顺应、表达社会规范与秩序。
　　2 基于对象身体的体育：文化世界的身体建构
　　无论是按照自然秩序所设立的自然体育，还是基于人文社会规训身体的需要所创设的体育，其本质都是文化的，也就是说，体育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一种身体文化形态，这种身体文化形态或主动或被动，都是人类在进入文明之后，为某些特定的生产、生活目的而发展建立起来的有规则、有形式，具有自身标志度的文化形式。
　　体育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工创设。基于对象身体，人工创设的体育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塑出能够自我生长、支撑主体、承载技术、内化规范、外显秩序的体育身体来。
　　2.1 体育身体社会建构的流变
　　早在古希腊时期，身体的这种社会建构性便已经得到体现?c反应。柏拉图终其一生努力建立完美的城邦，完美城邦奠基于完美的公民之上。在柏拉图的笔下，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对象。虽然令人鄙夷的肉体身体并不值得称道，但肉体身体确实是实在的灵魂载体，为成就灵魂，尽管肉体身体是那么的令人唾弃，但依然需要对其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与建设，从而使得伟大的灵魂有可能孕育出来。
　　因而，柏拉图主张对身体进行训练。在柏拉图的规划中，有两类诗学：第一类是心灵诗学。以诗乐教育为主要内容，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另一类叫做身体诗学。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美善兼备的品质，以便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3]。身体诗学，便是基于城邦公民的培养而建立起来的文化制度。身体诗学，在本能与文化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以实现对臣民的教化，从而能够顺利走进城邦，履行作为城邦公民的义务。
　　作为体育的身体诗学，从内容来看，包括赛跑、跳远、标枪、铁饼、拳击、角力、驾车、骑马等多个项目；从形式来看，体育竞技最终都会对优胜者进行荣誉式的颁奖，颁发的奖品是橄榄枝，这实际是一种借助某一物化形态而植入的社会认同与荣誉；从文化内涵来看，身体诗学有极深社会教化与国家建构内涵。古里奥尼斯所撰写的《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有一个章节讲述古代奥运会所蕴含的这层含义：古希腊的一个国王前往德尔菲神庙获取神谕，女神问国王为何前来，国王答到所来是为解除臣民的痛苦。国王认为臣民身上本能蕴含的攻击性让臣民们痛苦不堪，也给城邦带来巨大的麻烦。攻击性这一毒物已在臣民心中筑巢，撕咬着他们的内脏；笑容变得诡秘，友情趋于势利，人性成为交易；爱情被隐藏，性爱变质为男盗女娼；纷争在家庭中扎根，城市遭受嘲弄，羞耻之心早已消失。国王祈求神赐予神谕以解救臣民。女神给出神谕：将橄榄枝环称作科蒂诺斯，让高尚的体育比赛获胜者戴在头上。科蒂诺斯将解救你的臣民。现在，就请回去吧，不要迟疑[4]。   　　肉体身体中蕴含着败坏道德的基因，人冲动的欲望、破坏性的攻击不但导致人自身的痛苦，而且终将败坏城邦。为了有效疏导、控制人的身体本能，体育应运而生。这种带有神话性，通过神谕开启体育文明的述说形式，质朴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体育从起源上便具有社会建构功能。体育，既在于平衡身心，更在于教化，以体育来驯化蛮夷的身体。作为肉体的身体，从诞生起便附着难以去除的自然性，即使人已经走进了文明社会，但作为本能身体的自然性仍然难以剔除。并且，肉体的本能，对于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而言是有害的。为了去除肉体本能的毒素，需要一步一步地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减弱，甚至消除。体育便是作为身体本能的解毒素而被发明创设的，依靠体育疏导隐藏在人心深处的攻击性本能。由此，体育自诞生伊始，便被烙上社会、国家建构的烙印。担当教化功能的体育其终极目的便在于通过身体诗学的训练，在野蛮的身体上生成德性。德性是公民社会的标志，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运行条件。
　　中世纪，是属于神的世纪，身体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资格。在漫长的中世纪，身体被遗忘、被隐藏。关于身体的体育故事也随之日渐式微。相比于古希腊时期对身体进行积极干预，在中世纪身体受到的是消极对待。各种身体欲望被严格压制，开放性、积极性的身体文化形态――体育，被各种宗教性的身体动作、仪式所取代。体育的身体行为消失了，但属于神的身体性动作却增加了，体育一度被宗教身体动作所取代。在这一特定时期，对于身体的建构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神的，身体在神的压制下卑微存活着，看不到任何活跃的身体表达。
　　到近代，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世俗社会的兴起，神的王国逐渐走向式微，属于人的世界日渐觉醒。主体性的确立、理性精神的高扬、现代科学的发展，为身体命运改变带来转机。神的陨落，必然是人的腾升。文化权力也由宗教一方转移到世俗一方。被隐藏数世纪的身体重新得到关注。
　　身体在近代以来所经受的社会性建构体现为理性精神对身体的植入。近代以来，理性精神得到高扬，理性取代神性而成为身体新的支配力量。
　　理性精神对身体的植入与现代性同步，是通过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期间烙上世俗社会的诸多痕迹。
　　现代性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与道德的分离[5]。现代性的分离看似与现代体育的发展不相关，实质上却是对现代体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权力回归到世俗的尘世中，中世纪属于神国的身体观念发生动摇。政治对于现实的回归，也使得身体发生同步回归。身体原本披上的那层属于神的神秘面纱被揭去。身体的生产、生活的本性得以涌现。由此，体育的价值伴随身体的重新定位而得以确立。当然除体育身体的生产、生活意义，身体还有一层政治含义。身体属于社会管控的对象，体育的价值与意义既在于为国家、社会培育合乎国家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身体，同时，体育还起到一种规训、控制身体的作用，通过体育将价值规范、身体行为本能建构到身体上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身体除国家秩序中的合理定位之外，还多了一层生产性的价值。现代资本的快速发展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体系中的可用资源，身体当然也是资本转化的对象。在生活中，身体是从属于自我的，但在生产体系中，身体这种私人性质被打破，身体更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生产元素。因而，现代体育，不仅通过种种手段在培育生产性的身体，同时也被设计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一个重要资本平台。从西方职业体育的孕育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现代体育生产性、资本性的特征。依托资本市场的运作以及社会化大分工，现代体育在古代体育的基础上，进行重大的规则、价值、形式、内容变革。通过变革，现代体育更加契合现代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同时也具有创造财富的更大空间。经济与道德的分离，既解除了传统道德对于现代市场行为道德诸多约束，从现代体育的建构上来看，也一度使得现代体育脱离了古代体育原有的价值道路。对于利益的追求，势必淡化身体行为中的道德价值。原来为消除野蛮身体中攻击性而植入的教化体育，在现代经济冲击下不断弱化。对于荣誉的淡化，必然是在为利益扩大空间。身体在经济的推动下，原有的身体道德在现代体育创设中有所弱化。尤其是到了20世纪，诸多现代运动会已一再地?M行变革，使得运动会在市场环境中具有更强的牟利能力。如今，已将现代运动会与市场体制的融合做到了极致，体育产业逐渐成为了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个支柱性产业。
　　2.2 建构体育身体的三股力量
　　如果说现代性从形式上变革了身体的观念，逐渐改变了现代体育的形式。那么真正改变现代体育、改变现代体育灵魂的便是理性的价值观念。马克思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经验中发现了理性这一核心价值，认为理性是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生、发展的决定力量。理性，表现为对某些普遍规律的无条件恪守，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为精确计算投资与收益之比；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制度化；在法律上表现为司法过程的程序化；在文化上表现为世界的祛魅[5]。在体育的创设上，现代体育既强调工具理性，亦重视价值理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恢复初期，其价值理性超过了追求目的的工具理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断的发展，使得工具理性逐渐超越追求理性精神的价值理性。
　　现代体育复苏以来的追求旨趣是以教化为主的，对于经济的追求则是逐渐适应市场的结果。在顾拜旦[6]的眼里，现代奥林匹克依然是教育青年的重要仪式，在创设初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抗拒商业化的。顾拜旦认为：人类社会按照竞争的法则来运动，历来如此，而且永远如此。竞争日益激烈，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腐败的危险。不加约束的竞争给公正的竞赛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危险，造成了盲目的举动和由猜疑、嫉妒、虚荣、不信任引起的糟糕的气氛……因此，必须求助于有组织的竞赛制度，并让它在竞技体育中占主导地位。由现代理性所确立的规则、契约意识在现代奥林匹克的创设中得到完美体现。公平竞争的价值理念被确立为现代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通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设而进行模拟社会环境的价值教化，由此而在社会中弘扬、传播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其说是一项体育运动、一种体育制度创设，毋宁说更多是承担了社会教化的现代教育制度、道德制度[7]。
　　现代体育为社会所建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其表现出的科学取向。科学精神的植入是现代体育区别于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指标，科学不仅成为了改造体育运动的锋利工具，也被视为体育苦苦追寻的目标。通过时间、空间等科学媒介，现代体育的内容、形式由此实现现代化转型。现代的科学介入，体育身体直接化为科学对象。无论是训练，还是竞赛，科学对于身体的干预越来越强。现代科学的逼迫，也使得身体潜力不断得到挖掘、身体逐步获得解蔽。
　　第三股建构身体的力量是社会习俗。伴随宗教改革的推进，神权随之陨落，各种类型的世俗权力由此而得到释放。在身体的建构过程中，有一些力量是显性的，诸如身体建构中的国家意志，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基于某一特定的身体目标，而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身体进行国家权力的介入，由此而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像20世纪初，世界各国处于武力纷争中，由此使得身体承载了强国强种的国家使命。那时期的体育较多服务于培养士兵。
　　与国家意志对于身体的直接作用不同，社会习俗则是通过隐形的方式塑造身体，最终潜移默化的在身体上建立起符合社会规范的身体行为。习俗是经千百年生活生产实践而过滤保留下来的具有重要生存、生活、生产价值的隐形规范，这些规范被看成是宝贵的经验而世代相传。身体是人在世存活的基本载体，为了存活，身体必然需要继承先辈留下来的各种属于身体的习俗，这些可直接继承，而无需再探索的生产、生活身体规范，可以极大的减小人类社会延续的成本[8]。人们只需要借助习俗与传统，迅速地在身体行为中植入那套属于传统的身体规范，便可简便地实现身体的社会化转型。从作用形式来看，习俗对于身体的这种规范，更多的是通过宗教、舞蹈、技能等方式，于是，较多民族传统体育通过切身的习得、传承身体习俗而发展建立。从作用的机制来看，身体习俗依靠的是类似于传统权力的那种隐形影响力，也即是以隐形约束方式来实现规训功能。
　　可见，身体习俗也是身体形成的一种重要力量，习俗内化身体的过程中，形成了种种体育形式，有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生产劳动特征的体育活动，也有民族为了宗教祭祀而建立发展起来的体育舞蹈，更有为了欢庆丰收而创设的各种节庆假日身体表演，这些都是习俗对于体育的一种植入。依靠身体习俗，而将千百年来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各种具有实践理性的身体技能建立起来，传袭下去。
　　近代以来的主体思维将身体对象化了，身体由此主客分明。身体的对象化使得体育场域内的身体沦为社会、权力、文化、习俗争相建构的对象，也由此衍生出精彩纷呈的体育现象。但身体本身是含混与复杂的。身体的对象化，似乎是为体育的发展祛魅，但出乎意料的结果却是含混的身体无法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完全祛魅。体育，总带有不被驯服的野性，总在拒绝透视，依旧充满神秘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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