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朱德孙女:不能给自己家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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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德唯一的孙女。我的名字是爷爷给取的，寓意“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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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解放军301总医院工作，任急诊科副主任，之后调任金沟河干休所卫生所所长直到退休。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和一位普通的北京退休大妈并无不同，在微信朋友圈晒外孙子，呼朋唤友去旅行，去市场买东西必砍价……
　　爷爷教我读书
　　1969年，我15岁，跟爷爷奶奶住在广东从化。
　　爷爷每天上午固定要读书、看报、学习文件。我每天给他念报纸、读《毛选》，《实践论》是读得最多的，还读《共产党宣言》和很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读完了要签上字：某年某月，谁谁读了什么书。这些书都读了不止一遍，有的书上有十几遍签字。
　　我那时候还小，读书不过脑子，认识的字就读，不认识的字问了我爷爷再读，根本不去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读得时间长了，爷爷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这段你理解了没有？是什么意思？”读《参考消息》上的外电评论，他会问：“这是哪个国家的评论？”“你觉得这个观点对吗？”我说不知道。我爷爷就跟我说：“你读报纸不能照本宣科，读书不能不走脑子，尤其?x《参考消息》，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完全相信西方的观点。他还告诉我，哪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评论，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评论，怎么思考，哪些观点对，哪些观点不对。他从这些方面启发我，教我怎么读书。
　　爷爷自己看大字书，突然想起一个心得或者一句诗，他就会写在旁边。这些批注过的书很多都交给了历史博物馆。有的书奶奶也看，他就专门写上“康克清的”，他的书就写上“朱德”两字。
　　你为什么不回礼？
　　我们在一起，爷爷很少讲自己的过去，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从这些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做事。
　　老话说“隔辈亲”，我们家也是一样。有一年放假我跟着爷爷奶奶去北戴河，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北戴河，她过来拜访，带着一包小点心，特别好吃。我奶奶说：“人家带东西来拜访，我们也要回访一下。”就带着我去看她。朱仲丽一看孩子来了，拿出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特别好吃，我把那一桶全给吃了。回来以后，我奶奶就跟我爷爷“告状”：“你孙女到人家家里有吃有喝的，不像话。以后到别人家里去，不能这样。”结果我爷爷还“批评”我奶奶：“就是因为你平时不给孩子买零食吃，她才馋，你应该买冰淇淋给孩子吃。”因为这个，我奶奶特意给我买了冰淇淋。
　　不过，我到从化以后，爷爷对我还是挺严格的。当时我和他们住在一栋楼里，我既然是家人，就应该和他们一起吃饭吧。但当时不是这样，只有我爷爷奶奶在家里吃饭，家属需要到大食堂吃饭。我爷爷说：“炊事员是为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你应该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大食堂。”到了广东第二天，我奶奶给我买了饭票，让我跟着工作人员到食堂吃饭。
　　我们一起出去散步，门口就有站岗的哨兵，哨兵给他敬礼，他每次都给人家回礼，我没有这个习惯，跟在后边走过去了。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个小同志刚才给我敬礼，你为什么不给他回礼。”我说：“他不是给您敬的礼吗？”“但是我们在一起走，我们都走过去后他才把手放下来，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这样我就懂了，以后都会回礼。
　　“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
　　早上起来，我爷爷说：“你也不能天天在家这么呆着，除了看书、学习就是出去玩，总得干点事。”干什么事呢？他说：“帮工作人员干事，打扫院子。”所以我一大早就拿个笤帚扫院子，后来慢慢也成习惯了。
　　我当兵也是爷爷的主意。当时在那边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孩子们年龄也都差不多，闲着也不是事，就都送到部队去锻炼。一开始我是做护理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护工。成天让我搞卫生、扫厕所、端屎端尿，我说当兵怎么干这事？写信跟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就批评我：“不要见异思迁，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为什么别人能干，你不能干？”后来我就继续工作，直到去上大学。
　　爷爷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有一条要求：“你们是我的后代，可以说你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但是我所要的接班人，不是接官、接地位，是要接革命的班。不是说你出生在红色的家庭里，就理所当然是红色接班人，接班人要有理想、有志向、有专业。你们长大了要学一门技术，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爷爷去世时就留下了两万多元，都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共是20306.16元，那些钱全交党费了。其他就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了，房子后来国家收回了。现在我住的房子是医院分配的房子，这房子还没发房产证呢。
　　不能给自己家抹黑
　　小时候我觉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样，我在学校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后代。我爷爷病危的时候，我正在实习，广州军区打电话到我们学校，通知我回北京。校长说：“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人。”查了以后才找到我。现在参加聚会，我都不允许别人说我的出身。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要到处彰显自己的出身，出身和你自己没什么关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天生的，但未来的路是自己走的。
　　要说压力，也没什么。参加劳动、参加训练，大家都是一视同仁。不过我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多一点。不能让别人说我坏话，人家说我的坏话，就是说我家里的坏话，不能给自己家抹黑。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
　　参军以后，我是拼命吃苦。别人干的活我要想办法做到。一开始我不会挑担子，但是后来我挑得比谁都好。上世纪70年代的医院条件比较差，病房里没有热水，病人喝的热水需要我们一桶一桶从锅炉房挑上楼。我上楼的时候一桶一桶挑，走平路的时候我能一下挑4个桶，别人都很惊奇。
　　有一次我奶奶去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亲眼看着我挑着水从锅炉房走过来，她一直没叫我，怕一叫我把水洒了。
　　我们这样的家庭，不上班、在家里游手好闲，老人肯定是看不惯。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就是这样，你去看看这个年代出生的其他“红后代”，也大多是这样的想法。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特别卖力，特别能吃苦。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我是这样家庭出来的，我要做表率，不能表现得比别人差。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
　　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很多。我女儿都不知道我们当时经历了什么，她没有经历过，只能像听故事一样听。
　　摘编自《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