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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扭曲的身体与自然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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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5 13:3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R梭以其鞭辟入里的洞见和省察,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理智思考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也离不开其奠基性与开创性的思考。但作为哲人的卢梭,单一理路的思考并不能完全呈现其复杂思想的多重面向,因此把卢梭对于身体以及体育教育的思考带回体育哲学的思考之中,重新思索对于身体的关注在卢梭整个学术思想脉络中的恰切位置,显得必要而迫切。依据文本的分析,提出了对于卢梭体育思想的解释闭环:第一,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个体在遵循着抽象意见的同时,不仅败坏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也损毁了人的气力、削弱了人的勇气。第二,面对这种败坏,爱弥儿似的自然教育无疑为培植强健身体、抵御民情败坏提供了可能。第三,卢梭把自然教育放在教育历程的基础性位置,并不仅仅是在强调培育强健身体之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意欲强调个体灵魂与意志力的孱弱,无法承受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偶然与变动,自然教育的深层目的在于培养人的克制与坚韧,从而能够抵御舆论风尚和习俗的败坏,重归社会,从而使一种德性的生活成为可能。
/6/view-10737041.htm
  关 键 词:体育哲学;身体;体育教育;卢梭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2-0001-08
  The twisted body and natural sports
  ――The overall orientation of Rousseau’s physical education view
  WU Yong-jin,LU Xiao-c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 penetrating insight and observation, Rousseau left a great academic legacy for 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cannot be carried out without his foundation-laying and ground-breaking thinking. However, as a philosopher, Rousseau’s undiversified rational thinking cannot completely present the multiple orientations of his complex thoughts, therefore, it seems to be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bring Rousseau’s thinking about the bod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back to the thinking of sports philosophy, and to rethink the appropriate position of attention paid to the body in Rousseau’s entire academic thoughts.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losed loops for explaining Rousseau’s physical education thoughts: first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art, individuals not only corrupted people’s aesthetic taste, but also undermined people’s strength and weakened people’s courage; secondly, facing such a sort of corruption, undoubtedly Emil like natural education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cultivating a strong body and resisting mores corruption; thirdly, Rousseau placed natural education at a foundational 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education, which is not just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 strong body to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ut intended to emphasize the frailty of individual soul and willpower, and their inability to bear uncertainties and changes brought by modern society; the deep purpose of natur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people’s restraint and toughness, so that they can resist the corruption of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and customs, return to society, thus make a virtuous life become possible.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body;physical education;Rousseau
  在政治哲学的思想领域,卢梭(Jrousseau)的著作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拓荒者,在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但是,其思想的深邃与远见,也预示着其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纠葛的并存,其作品和他的经历一样复杂[1]。卢梭在其著作中所呈现的复杂面向,为政治哲学的学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卡西勒[2]27则把对这些复杂面向的研究以“卢梭问题”的著作形式给以呈现,他详细阐释了卢梭的“一大原则”:人类是善的,是社会让他变坏,但也只有使他遭此浩劫的社会才能拯救他。围绕着这一核心的原则,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思想上连贯而又契合的卢梭。
  相较于政治哲学中“卢梭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或者体育哲学中对卢梭的研究则相对寂静的多,这一方面与体育教育思想本身在现代性的反思传统中的缺位有关。体育化作为文明化的一种表述形式,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并没有给体育场域的存在留有足够的位置[3];另一方面在于体育教育思想在卢梭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特别是与其政治社会领域的考察相比,并不是处在提纲挈领的首要位置。《爱弥儿》作为其首要的教育论著,也只是在第一、二卷中论述了体育教育的基本思想,作为自然教育的一部分,对于这一思想的阐释更多的是为第四、五卷中的道德教育作一个自然的铺垫。作为“通灵者”对教育的梦幻[4]34,《爱弥儿》的教育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导师”(governor)如何在败坏的政治社会中通过人为的设置来安排激情的发展,这些极具张力的思想体系,都是探寻卢梭体育教育思想无法回避的“卢梭??题”。正因为如此,把卢梭的体育教育思想带回体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之中,探寻体育教育思想在整个卢梭思想中的恰切位置,是本研究的基本考量和出发点。
  1 体育研究场域中的“卢梭问题”
  在中国,卢梭的体育思想研究处于开拓阶段,研究的成果庞杂,且研究理路较为单一。李力研[5]开拓了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解读卢梭体育思想的研究进路,但这一研究理论并没有得到学者的深入拓展。其他的研究则集中于探讨卢梭的体育思想之于现实体育教育的指导意义。邵伟德[6]详细论述了卢梭教育理论对于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和改革的启示,着眼于学校体育的改进和发展;夏江涛等[7]则从卢梭的自爱观出发,讨论了人类的自爱观与体育的关系,学校的体育教育应该以“顺应天性”和“回归自然”的原则,实现身体养护的自然化。李刚[8]则从身心二元互构的关系探讨了卢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特质,强调学习的体育教育必须注重儿童的天性发展,注重身心和谐的体育教育目标。
  从卢梭体育思想的某一特质入手,探寻其对于现实体育教育思想的指导性意义,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其一,在《忏悔录》中,卢梭一再强调,从整体上看,其作品展现出了一种连贯与一致的哲学,在所有作品中,“一大原则”都显而易见[9]。卢梭一向以其思想的互相矛盾而被不同的学者互相争论,但从其思想的整体面向探讨不同的学术问题,逐渐被今天的卢梭研究学者所接受,其著作之间的复杂性实则构成了一个融贯的体系,彼此冲突的面向不过是同一幅肖像的不同部分[10]。这样一种统一性原则的存在,给以上的研究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在于仅仅关照一本著作的同时,如何可能阐释清楚其体育思想的整体面向?其二,任何以指导现实的理论研究,都必须面对卢梭[4]3在其文本中提出的明确主张:“提出可行性的方案……或者最低限度要使好的办法同现有的坏办法结合起来。在有些事情上,这样一些想法比我的想法还荒唐的多。”也就是说,卢梭在其文本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目的不在于提出可以替代的教育方案,而是“一个空想家对于教育的幻想”。更重要的是,作为爱弥儿亲密的导师,让-雅克承担的并不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职业,而是担负着在“母不母,子不子”的社会中“造人”的神的使命,虽不是孩子的父亲,但是比其生父还要像父亲,作为自然的使徒,他实施的是与所有社会教育意见相悖的方案,爱弥儿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通灵者对教育的梦幻”。正是在此意义上,“让-雅克既不是爱弥儿的保姆或人们常说的教师(preceptor),而是governor”[11]180。刘小枫[12]在此意义上认为《爱弥儿》是一本关于人灵魂的立法书,指导的是培养“立法者”的教育。这种研究的悖谬恰恰在于以一种非世俗的教育方案来指导现世的教育行动,这种指导在哪一种意义上是文本作者本人的实指,还是研究者在文本之外的自我延伸和拓展,都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文本研究是探视思想家卓越思想的最根本的方法,如何在众多文本中发现作者最根本的关切是推动研究不断深入的根本动力。作为启蒙运动的巨匠,卢梭一生发表了众多的著作,如何在其发表的文本中发现其体育教育思想的根本指向,仅仅依靠《爱弥儿》一书的教育思想,显然不足以探寻体育教育在其思想中的恰切位置,本研究主要依循《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又称《论文一》)、《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又称《论文二》)以及《爱弥儿》等著作,试图在卢梭极具张力的整体视野中,探讨其在哪种意义上来探讨的体育教育问题,其对于身体的关切又在其整个学术脉络中处于什么位置?
  任何卢梭研究都不能忽视其思想的内在融贯性,不能从某一切面进入探讨作为卢梭问题的某一方面,否则最有可能迷失卢梭的根本意图。卢梭曾在致马勒泽布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整个思想体系产生的灵光时刻。那是1749年卢梭从巴黎去万赛纳堡看望被囚禁的狄德罗,在路上看见《法兰西信使报》的有奖征文,征文的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如果曾有过什么类似灵光一闪的话,那就是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翻涌的激情。忽然间我觉得有万千道光芒使我眩晕……我走路都喘不过气来,就让自己在一棵树下躺下,在我起身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泪水已经把我的上衣打湿了……在那棵树下,在那一刻钟的时间里,那些蜂拥而至的伟大真理照耀着我,所有我还能记得的,都苍白无力的散布在我的三本著作之中,即第一篇《论文》、论《不平等》和《论教育》”[2]41。如何探寻体育教育思想在这些“伟大真理”中的位置,显然这3本著作是我们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面对科学艺术的败坏以及人类的不平等状况,唯有通过《爱弥儿》似的教育,才有可能达致新人新风尚。     2 科学艺术与社会――败坏身体的双重性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4]5。《论文一》作为一篇檄文,卢梭在其中痛斥了启蒙学说的种种“怪论”,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兴盛,既无助于良风美俗,又败坏了公民德性[13]。仔细考察卢梭整个文本,并没有很多的笔墨来阐释科学艺术带来的新风尚是如何败坏了人们的身体,但这并不能导致认为卢梭对于身体败坏的阐释在其文本中不重要,任何只要认真研读《爱弥儿》第二卷中关于童年时期的教育思想的考察者,都不能否认身体思想在卢梭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位置。在《论文一》的起始部分,卢梭[14]25即阐明了关于身体研究的重要性的原因:“人的精神有它的种种需要,身体也同样有它的?N种需要。身体的需要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而精神的需要则是点缀社会的饰物。”从身心二元论的角度,卢梭积极肯定了身体在构建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当人们开始关注他们的精神被社会意见所左右的同时,他们的身体却早已被社会的习气所浸染,精神气质的颓败首先在于身体气质的败坏,在花花公子华丽的衣服下面,是看不到身体的活力和力气的,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才能显现。相较于礼仪之邦的雅典,以“幸福的无知和贤明的法律”而闻名的斯巴达,因为其强调身体的活力和对于身体的关照,整个社会充盈着英雄的习气。
  作为婴儿,在没有被社会崇尚文雅的风气所浸染之前,是最接近自然状态的“新人”,但是当其呱呱坠地以后,就难以作为真实的“单一体”(the real one)存在,首先在于难以实现其本身自由意志的可能,而这种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身体难以承接其自由意志的指导,实现其心灵的愿望;其次在于他只能在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好,而不能在社会中体现好,“自然的好”最终只能在“社会的好”中实现,只有在自然的“好”的先验基础上,依靠教育实现内在德性的养成,最终筑成充实的根基,所以“只有在造物主的手里,人才是好的”[15],而且这种败坏,从婴儿就开始了。“儿童刚从娘胎里出来,刚一享受活动和伸展肢体的自由时,人们又重新把他束缚起来。人们用襁褓把他包着,把他放在床上这样睡着:头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两腿伸直,两臂放在身子旁边;还用各式各样的衣服和带子把他捆扎起来,连位置都不能移动”[4]15。
  一旦人们用各种方法把孩子的手足捆住,以致不能自由的活动,最终必然会妨碍血液和体液的流通,妨害孩子体力的增长,损伤他的体质。这种败坏身体的形式只是最初级的形式,只是肉体上的损伤,更加严重的损伤在于“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兄不兄,妹不妹”的社会习气造成的中伤。婴儿从一出生开始,他们的母亲就不愿意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便把它交给雇佣的保姆,这已经是败坏的开始了。把自己的奶给别的孩子吃,而不是自己的孩子,就不可能是一个好母亲,这样的人又怎能成为一个好保姆呢?“一个孩子的真正保姆是自己的母亲,而真正的教师则是自己的父亲”[4]26。但是,现实中的父亲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责任要承担,但是做父亲的职责无疑是最后才考虑的。正是孩子父母丢弃亲自教养自己孩子的责任,把孩子儿时的抚养丢给保姆,最终导致孩子难以感受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破坏了家庭作为教育的重要手段,毕竟“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4]21。当父母不是不给孩子父母似的关爱而是过于关爱时,则走向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她希望他不遭受自然法则的危害,于是使他远离种种痛苦,可是没有想到,由于她一时使他少受一些折磨,却在遥远的将来把这么多的灾难和危险积累在他的身上……它将使幼小时期的娇弱继续延长”4[22]。
  卢梭无疑在这里为我们指出了教养上败坏身体的另一条道路,与忽视亲自看护孩子相比,过于宠溺孩子,使孩子远离自然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比如出牙时候的发烧、腹部疼痛时候的痉挛、咳嗽时候的喘息,都是磨砺他们身体、培养他们毅力的时刻,如果人为的使孩子避免如此的“遭难”,他们又如何面对自然的打击以及命运时时刻刻所遭受的痛苦呢?
  如果我们的论述至此为止,仅仅从教养的败坏上来分析卢梭的思想意图,无疑忽视了卢梭思想背后的复杂性。从一个孩子呱呱坠地起,他就要面对新的民情风尚对于身体养成上的影响,新的社会意见使人们在看护孩子上产生了新的偏误,多重的束缚阻碍了孩子身体的自然发育,很难使孩子在自然的条件下自然的成长,人为的设置使孩子的身体脱离了其本应自然生成的道路。如果说卢梭是在孩子初始身体的养成上开始论述人们对它的败坏,那么这绝不是他论述的终点,教养上的偏执意见仅仅使人们的肉体偏离了自然养成的道路,身体败坏的更根本原因在于趣味的败坏。现在让我们回到《论文一》,看看其在文本中的详细阐释:“对文学、哲学和优雅文艺的趣味使人的身体和灵魂变的柔弱了。书房里的作品让人变得娇柔脆弱了,人的性情变得懦弱了,而当身体失去活力的时候人的灵魂也难以保持其活力。这种趣味主导下的学习和研究将会损耗身体这架机器,枯竭我们的精神,损毁人的气力,消弱人的勇气”[14]54。
  这里再次显现了卢梭对于身体败坏的深刻洞见。相较于教养上的偏见对于肉体上的损伤,哲学、文艺的复兴带来的文雅趣味,使人们只关注辞藻的华丽和纯粹的抽象,而脱离了与人们自身生活的切己关系,失去了与自身生活的真正关联。科学文艺不仅目的是虚妄的,他还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其一,它带来了闲逸与虚荣,无所事事的人们相互攀比,鼓噪唇舌带来了奢侈之风;其二,当互相吹捧成为风尚的时候,人们只会讲究排场而忽视务实,人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追求正直伟大之风,人们的勇敢精神也就随之慢慢消磨,军中的士气也慢慢瓦解了。
  施特劳斯[16]256曾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文本中帮我们明确指出了《论文一》的主旨:“卢梭以德性的名义来攻击科学与艺术:科学与艺术是同德性不相容的,而德性乃是唯一要紧之物。”详细考察《论文一》,德性无疑是卢梭重点阐释的观点之一,科学与文艺无助于风尚的淳朴,而是带来了败坏的德性,现代人在“外表上看起来一身德性,而实际上没有一点德性”[14]11。古代斯巴达人和早期的罗马人不仅性情纯然,而且具有勇猛而又节制的德性,能够积极维护城邦的善与人们的高贵品性,在卢梭不吝笔墨的赞扬古代时期高贵德性的文本中,德性(virtue)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在政治社会中体现出的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抑或是一种道德评判尺度,而是一种如何处理个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它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上文提及的“勇猛精神”,卢梭[14]33在一段阐释现代士兵与古代士兵勇敢精神对比的文本中,向我们直接呈现了这种精神的丧失后果:“尽管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现代士兵也很勇猛,但这反驳不了我的诊断。我只听人向我高度夸赞这些士兵在某一天所表现出的勇敢,但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否能够承受过度的劳累,他们如何忍受季节更替中的严寒和酷暑。只要稍稍有一点烈日和风雪,只要稍微缺乏一点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用不了几天的功夫,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就会士气低沉,丧失活力。”     在这段简短的文本中,卢梭向我们阐释了现代处境中的身体,不仅不能承受烈日和风雪,而且更加容易失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相较于斯巴达时期的勇猛精神,现代个体无疑更加难以承受环境的变动和内在的思虑,最后走向一个孱弱的败坏状态,一变成社会的人和奴隶之后,他的体质也逐渐衰弱,胆子越来越小,显得畏畏缩缩,萎靡不振,结果,既失了体力,又丧失了勇气[17]55。
  至此,我们详细分析了由于科学与文艺的兴起所引起的新风尚对于身体败坏影响的双重路径:其一,新风尚导致的教养上的败坏。在“母不母,子不子”的风习中,亲生父母再也不习惯承担亲自教养孩子的责任,而是把孩子的照看统统交给与孩子没有任何自然?系的保姆身上,在养护上也习惯于严实的包裹而阻碍身体自然的发育;其二,新风尚导致的勇猛精神的丢失。科学文艺的复兴使人们沉溺于精致的趣味以及温顺的礼仪之中,丧失了古典时期的敢于承受外在环境变动的刚毅精神,相较于个体肉身的阻滞发育,更加严重的败坏恰恰在于这种新风尚导致个体灵魂的柔弱和怯懦[18]。在这种败坏的双重面向之中,无论是肉体的扭曲还是精神的颓败,根源确是相同的,来源于科学与文艺的复兴导致的社会风尚的败坏。
  3 拯救身体――体育教育的基本面向
  “他的身体强壮,四肢灵活,思想健全而无偏见,心地自由而无欲念”[4]285。卢梭从不吝惜笔墨颂扬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清明与自足,但是当人类一旦从“孤独”状态中走出,当他们开始形成个体之间的依赖与团结,黄金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当我们离开原始时代神圣的纯一性时,它就永远消失了”。面对这种堕落和败坏的时代,如何才能拯救人类的继续沉沦,找回过去的清明风尚,无疑是卢梭在《论文一》、《论文二》之后展开的新的探索之路。
  如何拯救人类的败坏状况,依循前文的探讨,无疑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使人类返回自然的自足状态,一条就是在社会状态下探寻可能性的解救方案。相较于社会状态,卢梭无疑更加欣赏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处境,人类在自然状态中,自足、安详,过着一种自由的与其他个体无涉的生活。但是,正如上文的分析,人类一旦走出自然状态,就再也回不去了,这种难以回转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依托于风尚习俗,人们过着一种败坏羞耻的生活而不自知,沉浸于当下的意见社会中的种种成见而自足,表面的浮夸就可引致人们的快乐容貌,本质上这是处于败坏之中而不自觉;其二,自然状态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与不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原初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的必然性在于人自身的自我完善能力,凭借人类的自我完善能力,在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催生下,人类最终必然走出自然状态,走向社会政治状态。
  行文至此,我们再次遇到了卢梭思想本身的困境――自然状态为个体提供了作为“绝对统一体”存在的可能,但是自然状态却是“往而不返”,回归自然来拯救身体已无可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社会之中寻求解救之道,但困境恰恰就在于社会作为人们身体败坏的主要原因,又如何在其中探索拯救的方法呢?卢梭最终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社会作为身体败坏的本身,注定了身体的拯救不在于社会,社会必须被超越,但不是朝着人的最高目的的方向,而是朝向过去,走向人类的初始时期,自然状态作为一种积极的标准,衡量着人类被解救的程度。但是他也承认,人类一旦在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促使下,离开了自然状态,就再也难以回到原初状态了,最终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状态,而如何才能使人类的身体在败坏之中最大可能地走向自然状态呢?作为拯救的手段,教育之路最终成为卢梭论述所紧紧围绕的核心――从教育的层面发展体育[19],而这一思想的核心,无疑成为《爱弥儿》前三卷的重点,这也是马斯特[20]为什么在此强调《爱弥儿》这部论教育著作有着比政府理论重要得多的地位。
  作为衡量教育手段内在“好”的尺度,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人类身体的完满状态,培养其强壮的身体、维护其充沛的体力?自然状态中身体的特定存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此意义上,自然状态既是标尺,也是手段,为我们思考作为拯救手段的教育提供了新的道路。在《爱弥儿》文本中,卢梭为我们详细阐释了作为拯救手段――体育教育的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下文将会围绕自然状态中的身体存在,阐释卢梭体育教育思想的几个面向,这些不同的面向,向我们展示了卢梭关于体育教育的基本思考,却不能作为我们今天思考完善学校体育教育手段的依据,因为卢梭的教育根本上不是世俗的教育,而是塑造“立法家”的教育[21]14。
  3.1 生理意义上注重感官的体育教育
  依据爱弥儿的整个受教育过程,可以将其分为自然的教育和人的教育两个阶段。从自然的教育(爱弥儿1~3卷)到人的教育(4~5卷),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有序无缝的连接,人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必须以自然的教育为基础,自然的教育必须通过“自然必然性”的保存来限定身体和心理的发育程度,造就一个自足的个体来承担人的第二次降生,为爱欲的来临保留好内在的尺度。也就是说,爱弥儿的教育必须依身体和心智上的自然发育次序而展开。为了保护爱弥儿这个“天才”,卢梭首先把“身体――感觉教育”作为儿童时期教育的重点,按照身体发展的内在自然秩序,这一阶段的教育任务是把爱弥儿培养成一个拥有健康体魄、敏锐感觉的人,因为身体的健壮和敏锐是滋养智慧的基础。“如果你想培养你的学生的智慧,就应当先培养他的智慧所支配的体力,不断地锻炼他的身体,使他健壮起来,以便他长的既聪慧又理性,能干活,能办事,能跑,能叫,能不停的活动,能凭他的精力做人,能凭他的理性做人”[4]138。为此,身体的官能教育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
  卢梭始终强调人体机能的自然发展对于孩子整个教育构成的重要意义,在儿童时期,教育者必须注意孩子身体的锻炼和磨砺,孩子的身体必须强壮,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更重要的是才不会受精神的奴役。为了使孩子的身体能够遵循其自身的内在尺度发展,而不是人为的加强干预和摆弄,在官能的体育教育过程中首先必须遵循孩子自身的自然天赋和自由意志:“我看见雪地上有几个淘气的小鬼在那里玩,他们的皮肤都冻紫了,手指头也冻的不那么灵活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去暖和暖和,可是他们不去,如果你硬要他们去的话,也许他们觉得你这种强迫的做法比寒冷还难受一百倍……我给他以锻炼,使他能抵抗他将来所必然遭受的灾难”[4]85。     给予孩子适度的自由,而不能人为地增加藩篱和设置边界,人为地改变孩子的天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是有增强孩子的身体和使之成长的办法的,我们绝不能违反它的办法”[4]83。孩子该玩耍的时候或者他自己想要放纵自己身体的时候,不要人为设置阻碍,由于其自身的体力和精力的限制,他必不能突破自然必然性的限制,“经验和体力的柔弱,对他来说就是法规”。当孩子在雪地上玩耍,如果强行的按照教育者的意志阻止他们的玩耍,保护孩子不去面对“他们情愿忍受的轻微痛苦”,结果是他们对于这种强迫的感受比寒冷还难受。这种强迫的最终结果在于改变孩子本身的“物的依赖”,人为设置议程,在孩子身上强加了“人的依赖”,最终从自然自由走向了社会的奴役。
  2)注重体育教育的全面性。
  相较于传统的体育观念――把体育教育作为一种简单的身体锻炼,卢梭[4]161更加重视体育教育过程中的复杂性,不仅仅把人的触觉、视觉、听觉、观念等看成是人体自然发育的过程,而且要重视体育锻炼过程中对各种官能的锻炼:“有一些运动纯粹是自然的和机械的,可以用来增强体质,但不能促使我们去进行判断,这些运动是游泳、跑、跳、抽陀螺和扔石块;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呢?我们不是有眼睛和耳朵么……所以,不只是要锻炼体力,而且要锻炼所有一切指挥体力的感官,要使每一种感官都各尽其用……要学会测量、计算、称重和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对于体育教育理解的两重含义:第一种就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体力教育,增强孩子的体力,培育其充沛的气力和旺盛的精力;第二种则是锻炼我们的一切的指挥官能的感官,视觉、听觉的锻炼在孩子的体育教育过程中同样重要。卢梭[4]186在著作中指明了众多的锻炼儿童视觉、听觉等感官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游戏,通过游戏不仅可以改变人为的强制,还可以增进孩子参与锻炼的乐趣,在卢梭那里,游戏才是大自然给予他们使一切活动能舒展自如的办法,使他们的娱乐变的更有趣味的艺术。
  3.2 社会意义上的欲念平衡的体育教育
  为了培育自然限度内身心平衡的人,孩子的自然发展必须使知觉、感觉的发展符合孩子的身体发育进程,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接人的精神支配,“一切感官的欲望都往往寓于柔弱的身体之中,柔弱的身体不仅不能满足那些欲望,反而会愈加刺激那些欲望”[4]34。孩子对超出自身能力限度的要求越强,就越虚弱,与自然必然性中的依赖相比,一旦人的想象与爱欲超出了人身体的限度,必然导致根本的柔弱。为了克制这种身体的柔弱,体育教育的过程必须注重培育孩子欲念与体力的平衡,在体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使孩子的精神也随之更加坚定。
  1)磨练身体承受痛苦的能力。
  卢梭强调人类的痛苦来源于其体力与欲望的不平衡,人类为了获得(或者最大程度的保持)自然状态中的自足能力,一方面在于其体质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于孩子坚定意志的培养,在体育锻炼中加强其心智的磨砺。“为了使他有坚强的心,就需要使他有结实的肌肉,使他养成劳动的习惯,才能使他养成忍受痛苦的习惯;为了使他将来受得住关节脱落、腹痛和疾病的折磨,就必须使他历尽体育锻炼的种种艰苦”[4]151。在?@里,卢梭强调体育教育不仅仅是体质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意志品质的磨练,通过体育锻炼,使其体力和欲望达致相称状态,坚定的意志不仅可以抵制过剩体力带来的妄动,也可以抵御欲念的无限发展,通过这种体育教育的培育,最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人类在“生理”和“道德”上的“孤独”存在。
  2)增强行动的意志力。
  作为忍受痛苦能力的延伸,注重培养孩子行动上的意志力是卢梭体育教育的核心,如何在孩子体质不断增长的同时,培养孩子自然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使得体力和智力互相增益是卢梭对败坏风气下体育教育的深刻反思。现代人类面对的根本困境在于人们的“远虑”和“想象力”打破了人们的自然平衡,最终导致无法承载主观性膨胀带来的思虑。因此,意志力的培养不仅是克服随着年龄增长,体质不断增长带来的欲望膨胀的手段,更是个体面对现代社会处境的自我救赎。
  为了培养爱弥儿远离风气败坏的大都市,卢梭始终把爱弥儿的成长设定在远离都市的乡村,这里不仅远离都市虚伪的一致性意见,更在自然环境上接近自然状态,这也为体育教育提供了可能。“由于你们使孩子沉浸在温柔舒适的生活,实际上却是给他们将来带来更大的痛苦……孩子在户外接受自然给他的锻炼,在你看来是倍加危险,可是事实上刚好相反,这其实是在分散危险、减少危险”[17]49。作为培养孩子意志力的重要教育手段,卢梭从不吝啬给予孩子接触大自然的机会,经常与孩子一起进行远足,长途的跋涉使孩子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锻炼了官能,也磨砺了孩子在艰难旅途中的意志力,最终使他们“能够忍受酷烈的季节、气候和风雨,能够忍受饥渴和疲劳”[4]24。
  至此,我们从生理和社会两个方面讨论了卢梭自然体育教育的基本面相。通过文本的解读,体育教育在卢梭那里不仅仅是通过锻炼达到体质增强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探讨现代社会处境中的个体如何通过体育教育获得面对变化的能力,使个体最终能够获得自然自由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更加确证了卢梭教育思想的复杂性,如果仅仅从体育教育的直接目的上来讨论,或者仅仅从爱弥儿个人教育获得的意义上探讨,无疑都简化了卢梭体育思想的深刻内涵。在爱弥儿整个的教育历程中,体育教育重要性在于它与个体有切己的关系,是个体成为完整“一”的必要手段,在进入社会以前,体育锻炼不仅是增强自我生活的能力,更是培育面对未来社会生活能力的基石。
  4 复归社会――身体教育的深层内涵
  “但是人性往而不返。一旦人类舍弃它,就再也不能重回那天真而平等的时代”[22]295。如果从自然状态出发,个体都是一个个自足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自足的个体又是如何形成一个社会呢?卢梭认为:“如果社会的品德没有得到帮助,那么他们从来都不能独立发展,他们需要受到几个外部原因偶然的帮助,而这些外部原因可能从未出现过,倘若没有这些,人类将永远保持在他的原始状态,所以,目前我必须思考和比较各种使人和世界进入目前状态的偶然因素。”[23]74正是这些偶然因素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人类社会跳脱出了自然的原初状态,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也是自然的,因为社会从逻辑上说并不是人性所固有的,“人的原初状态构造没有强迫他进入社会生活,其原因存在于人类本性之外,是意外造成的”[23]74。社会不足以从孤独个体推导出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作为人为的结果,人与人交往的苛求并不在于人性之中,即使简单的相互依存之后,也不足以立即就构成一个自足的社会,涂尔干[23]75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个体之和并不等于总体,社会超越于个体,“社会是一个道德整体,它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不同于构成其个体存在的那些性质。”     既然社会作为一种自然力之上的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必然会导致把人们带入糟糕的境地和败坏的状态么?作为持批判性观点的卢梭,理所当然地把当时社会的存在看作是一个怪物,这一思想在其《论文二》中有详细的阐释,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是一种违背了人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力,违背了自然状态下个体所固有的属性。“自然或身体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年龄、体力以及心理和精神特质上的差异。而其他所谓道德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则取决于习俗……源于某些人的所享有的能够危害他人的各种特权”[17]45。依据这些特权,一些人享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一旦这些权力得以形成,并以社会风尚习俗的形式维持这种差异,最终形成一种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化机制,就难以改变奢侈品的富足与大众必需品的匮乏,在法律以及其它社会制度的维护下,不平等变得越来越稳固。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社会不平等形式的转变或者社会趣味的败坏,而是通过体育教育得以拯救的人类能否摆脱悖谬:在社会之外实现自身自然的成全。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人类没有可能在社会以外找到另外一种形式从而实现自然自由。这一方面在于人类一旦离开了原初状态以后,就难以再次回到这种状态之中了,人性“往而不返”;另一方面在于人类本身对于群体的根本性渴望。《鲁滨逊漂流记》作为爱弥儿儿童时期的唯一读物,用一种隐喻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鲁滨逊在孤岛生存一段时间以后,渴望发现别的人类存在的意愿,当他看到船只在远处的海面上遇难时,不禁脱口而出的大声疾呼:“哪怕只有一个人从这条船上逃出性命,跑到我这儿来呢!也好让我有一个伴侣,有一个同类说说话儿”“啊,哪怕只有一个人呢。”[24]143
  鲁滨逊虽然在孤岛上实现了生存方式的自足状态,但人性中固有的对于社群交往的渴求决定了他最终必将重归社会,当他在心中不断祷告“假如让我见到一个人类,那就不亚于使我死而复生,那就是上天所能赐给我的最大的福气”[24]120的时候,鲁滨逊注定不能完成一个社会人走向自然的使命,完成现代个体自我治理的救赎之路[25]。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然人无法脱离社会,而是必须重新“创造社会”(卢梭的契约社会)以重新创造自身。
  卡西勒[2]在其著作中把“卢梭问题”界定为:文明人怎样才能不返回自然状态,也不抛弃社会状态中的便利,就重新获得那如此天真幸福的自然人才有的好处。自然主义的教育在卢梭那里必定是文明人获得“天真幸福”的重要手段,但是这种获得,不是以离开社会为前提的,而是以复归社会为基础的。爱弥儿的整个教育经历了两个阶段,也即人的两次诞生。第一阶段是自然的教育阶段,始于人出生的那一刻,在此阶段人是作为“类”的存在,体现自然的规定性,他只知道与物的关系,而没有与人产生切实的连接。第二阶段是道德教育阶段,始于人的爱欲的产生,是作为个体的“一”与作为全体的“一”融合的过程,爱弥儿从一个?c所有的同伴都平等的我转变成了与别人的差别,成了一个“相对的我”,在检验别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经历两个阶段的教育,是爱弥儿从自然人(physic man)最终变成道德人(moral man)的过程,渠敬东[11]175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教育的一个根本点在于确认自然的“好”的先验基础上,顺应人心的生理和心理构造,为这样的好留有余地;伴随着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发育,让这样的好依次转化为内在于他身心的德性,使他真正成为奴役他的那个社会的主人。所以,即使爱弥儿接受了自然主义的教育,最大程度上成全了身体的自足状态,最终还是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自然人”[26]。
  把卢梭关于身体和体育教育的思考放在其整个思想脉络中的考察,在琐碎和杂乱的文本中梳理其思想的来源和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根源性意涵。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关于身体的论述是其整个教育阐释的起点,也即刘小枫[12]132强调的社会人或人的公民状态意味着自然人或自然状态的堕落和败坏――这就是《爱弥儿》论教育的起点。正是因为受社会风习败坏的影响,人们的身体一步一步从自然状态中自足走向了新时代的孱弱,为了尽可能地成全人类在自然状态中身体的“自成一类”的存在,就只能回到体育教育中来,用体育教育的基本形式来拯救身体的败坏状态,教育作为一种拯救的手段,无疑是卢梭最直接的目的。但悖谬的是,社会作为身体败坏的直接原因,通过体育教育得以拯救的身体,最终并不能离开社会,因为人性的“往而不返”,最终又必须回到社会之中。至此,本研究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阐释链,从社会到身体的败坏,再到体育教育作为身体拯救的基本形式,再到复归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解释闭环,为我们深入理解卢梭的体育思想提供了一个锁匙。
  必须承认,体育教育并不能作为拯救身体的彻底形式,这是因为作为三卷本的《爱弥儿》,体育教育仅仅是自然教育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体育教育在卢梭思想中不重要,而是正好相反。在卢梭那里,体育教育是所有其它教育的基础,是人实现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最终完成道德自由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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