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母亲一个人撑起苦难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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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32岁的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了。那年我6岁，妹妹5岁，弟弟才9个月。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我的母亲，以及我幼小的心灵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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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虽然只读过四年书，但文采很好，又打一手好算盘，加上党的培养，是一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他对本职工作忠心耿耿，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曾立三等功、二等功，可想而知，没有他对党忠诚的心是挣不来得不到的。
　　1949年胶东刮台风，庄稼几乎绝产，我家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忙于工作，家里的活干不了，雇了一个短工，母亲经常抱着妹妹领着我去给雇工送饭吃。吃完饭，母亲就在地里干活，我和妹妹在旁边玩。母亲从不叫苦，她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
　　我常常跟着母亲到井边挑水，母亲是小脚女人，挑着满满一担水上家门口的七个高台阶时，两腿都发抖，只得颤侧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捱上去。
　　每到中午和晚上吃饭时，母亲都打发我到村政办公室去叫父亲。父亲高兴地把我扛在肩上，我捧着父亲的头，坐在上面心里美极了。后来，我每次都早早就到，等着父亲，看见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开会，有时还打算盘，在写什么。我等父亲，就是想让父亲扛着我回家。
　　1951年下半年，父亲劳累过度，病倒了，从此再没能爬起来工作。1952年春天，党组织要把我父亲送到青岛治病。那是一个大清早，母亲把我叫醒去送父亲，她极力忍住悲痛，好言劝慰父亲，鼓励他安心治病。当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远得看不见后，母亲回到家关上门坐在炕上，终于忍不住哭起来。她知道父亲这一去很可能难再回来了。
　　不出母亲所料，父亲在青岛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有好转，又被送到天津。表哥表姐藏着检查结果，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尽了最大努力医治抢救，还是无济于事。
　　那年农历八月，父亲坚持回家，要和全家人过一个中秋节。坐火车到了桃村，乡亲用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家。从他回到家一直到去世，二十几天里，母亲带着我几乎天天守在父亲身边。
　　父亲已经预感到他很快就要离开人世，我常听到父亲嘱咐母亲怎样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怎样咬着牙过日子。有一次，父亲劝母亲，如果实在过不下去，可以嫁人。母亲马上打断父亲的话，说：“不，我不嫁人，我有一口气，也要把孩子拉扯大，你放心，我绝不走那条道。”
　　父亲又摸着我的头问我：“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我哭着说：“我有妈妈。”父亲捧着我的脸哭了，母亲哭得更悲伤。
　　1952年农历九月初六凌晨，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带着我在父亲遗体边哭得十分伤心。吊唁的人一批一批含泪而来，掩泪而去。
　　父亲那苍白苍白的面孔，似乎是对上苍给他的这种无可奈何的结局感到极大的失望。是啊！父亲才32岁，风华正茂。父亲似乎又有无尽的顾虑，悲痛而遗憾地要对上苍申诉：我的妻子和孩子怎么活呀？！他僵直的双臂下紧攥着的双手好像在抓住一线复活的希望，又好像要把那无情的病魔在手里紧紧卡住，捏个粉碎。
　　母亲那充满深情而又几乎绝望的哭声可能触动了父亲的灵魂，我在泪水中好像看到父亲的手在抖动……
　　给父亲送葬时，街上和胡同里站满了人，我和妹妹赤着脚走在父亲的灵柩前。送葬的人和看葬的人几乎都哭了，站在高处的几位街坊嫂子都哭出了声，那哭声至今还音犹在耳。那哭声表达了对我父亲的哀思，更表达了对我慈善母亲的同情，哭声也凝聚着人们一个普遍的疑问：这家人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啊！
　　是的，在解放初期那个一家一户单干的年代，这样的日子确实很难过下去。
　　父亲的去世，可以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生中最恐惧的寒冷。人生第一次，那么多不祥的忧虑灌输进我幼小的心灵，我的家庭再也没有父母和祥幸福之感了，那个曾堪称全村羡慕的家庭，由于父亲过早离世而要沉到苦难的深渊了，只剩下了孤独、悲伤、失望……
　　家里有8亩地，在东山、北沟和西河，东西距离近十里地；家里还养着一头母牛。坚强的母亲没有被繁重的农活儿和家务吓倒，她埋葬了父亲，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腰杆，勇敢地挑起这沉重而艰难的家庭担子。
　　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我和妹妹、弟弟睡醒后，母亲早已不知什么时候下地走了。我踏着凳子把锅盖掀开，看到母亲已把早饭做好，我和妹妹吃完饭再喂弟弟。到中午时，汗流浃背的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母亲放下锄头后先给弟弟喂奶，然后拿起水桶挑一??水，再给牛添上草，就忙着烧火做饭。饭后再给弟弟喂完奶，让弟弟睡熟，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又悄悄地关上门扛着锄、提着篮子下地去了。
　　天黑了，我坐在门口大街石台上等着母亲。下地的人们都已回来了，我才看见昏暗中母亲影影绰绰地从东面回来。篮子里满满装着山菜，母亲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弟弟抱到怀里喂奶。
　　有一次，我和弟弟在门口等母亲。母亲下地回来一看到弟弟那憔黄干瘦又沾满污垢的小脸，顾不得擦汗就把弟弟搂在了怀里。坐在不远处乘凉的谢玉顺大嫂见此情景，禁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长到十几岁时，母亲才告诉我她为什么总是早出晚归。原来母亲是因为她那强烈的自尊心，扛着镢、扛着锨、扛着锄下地，怕人家笑话。她当时才34岁，而且是一个小脚妇女，也曾是我村的“第一夫人”，按当时农村的习惯，小脚女人从来没有扛着劳动工具下地的。看着人家男人扛镢，女人提着篓下地，母亲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母亲是一个坚强而有道德的人。自父亲死后，我家从来没雇过短工，母亲生怕人家说闲话，她硬是咬着牙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
　　幸好，父亲去世前想到了母亲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庭的难度，让我认了他的一个好友作义父。义父家里有骡子，有牛，我家8亩地的大活儿主要是义父来帮着干。义母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有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干活儿。义父在我父亲去世后对我家帮助很大，他自己还有十几亩地，真是很不容易。我7岁就跟义父下地，帮着拉谷子，赶毛驴送粮，驮柴禾。
　　我也经常和母亲一起下地劳动，尽力干那些我能干的活儿。下地回来，我一边走路一边捡路上的干草和枝条，到家时我能捡一小抱，母亲看见我这么小就懂得给大人分忧，十分欢喜，夸我有出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