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道路的成功与西方“普世主义”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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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通过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崛起后，西方“普世主义”随之产生，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西方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范式”。西方“普世主义”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早期，数百年来虽然经历过若干变种，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充当强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的本质从未改变。西方社会以祖师爷自居，一直把他们所谓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唯一可行的发展“范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如果偏离西方模式必然失败。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冲击及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实践中，中国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从而用事实宣告了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中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非常深层的世界历史意义，尤其是它打破了西方“普世主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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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现代化模式，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毫无疑问，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由西方开启的。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过程，分别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创造了非常有价值的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成功经验。但是，它们把自身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进行总结、提炼，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终极模式”进行推销。然而，历史条件的多样性、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任何道路或模式都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实现强大和振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他任何发展模式，不断根据中国的实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是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也不会相同。西方发展模式的确是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但它只是当代世界多样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不能作为普世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并不存在唯一形式的政治民主，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适的政治制度
　　西方民主始于古希腊，建立在对奴隶的奴役以及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的确对人类文明有其独特价值，但把西方的民主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各国人民并封其为最高价值是错误的。中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非常深层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打破了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确”“普世适用”的神话，也破除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历史证明，并不存在唯一形式的政治民主，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封闭僵化”，也不能“改旗易帜”，而要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十年来，高加索“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强力输出的结果。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安，甚至跌入了内战的深渊。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照抄照搬、东施效颦和封闭僵化、固步自封都是不能取得发展和进步的。例如，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导致官僚腐败严重，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又放松党的领导，结果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实际上，民主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恒定模式，其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域中存在着不同的形态。西方式民主也许是适合西方社会的较好选择，但是未必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民主模式应该反映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具有本国特色，而不能照搬照套，实行“拿来主义”。正如2014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只有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国的民主政治正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从本质来讲，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要服务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等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无人否认，也无人能够否认，但是，有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建设成就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质疑。有一种典型的观点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方面，但是，并不能据此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特有优势和巨大作用，否则就不能完整揭示“中国奇迹”的内在根据。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成功肯定离不开政治发展，任何否定和质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观点严重背离现实情况，在逻辑上也讲不通。邓小平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没有政治发展相适应，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通过上层建筑调整，来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大原则下不断发展，也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外界赞叹的“中国速度”“中??奇迹”，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生动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内生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制度，它扎根于本土，最可靠、也最管用。
　　三、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并不存在唯一合理的“普世价值”，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设精神家园
　　西方国家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他们的价值理念等同于“普世价值”，宣称“普世价值”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所有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他们在全世界宣传和推行“普世价值”，以指导发展为名，大肆输出新自由主义，使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帮助转型为名，实施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陷入困境……“普世价值”不仅没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福音，反而引发社会持续动荡。
　　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存在共同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六个方面都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符合全人类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同价值。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共同价值作为宗旨，来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以某些国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根本标准，来塑造一个实现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如果说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一般”，西方的价值观所追求的价值是“特殊”，那么，美国的价值观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个别”。“个别”不等于“一般”，“个别”显然只是在个别条件下才是有价值的，离开了其具体条件就失去了其真理性。“一般”指一类事物或一切事物普遍具有的属性，即具体事物的共性。“个别”指单一事物的个体性、独特性，此事物和他事物的差异性。世界上每一事物、现象都作为“个别”的东西而存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个体性、独特性。世界上的同类事物或一切事物中又贯穿着“一般”的东西，即共同的、普遍的属性；这种共同性、普遍性使各个特殊的事物相互联结、相互贯通，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并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诸如此类等等”。根据“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原理，人们应首先通过“个别”去认识“一般”，从大量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中总结概括出事物的一般本质，即从“个别”上升为“一般”；再以“一般”为指导去认识没有研究或尚未充分研究的“个别”事物，即从“一般”又到“个别”而不是直接把“个别”当作“一般”。“一般”是具有共性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可以作为任何“个别”的共同原则。怎么能够把仅仅是“个别”的“普世价值”，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的“共同价值”来推广和奉行呢！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全盘吸收另一国家的文化，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面临与西方全然不同的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可能简单地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自己。如果我们将“普世价值”看作人类“圣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变成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不顾国情地全盘照抄西方模式，不仅会将中国带进思想认识的“死胡同”，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历史的悲剧，最终结果是使中国沦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国”。
　　只有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为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提供了丰厚营养。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要进一步增强价值观自信，决不能盲目地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附和者，决不能丧失自己的精神独立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价值”，实现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自觉超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引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四、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存在“国强必霸”的唯一逻辑，各个国家可以在和平发展中实现互惠共赢
　　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特别是在20世纪，追逐霸权、实力对抗、兵戎相见，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世界上一些人总是喜欢以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捕风捉影，认为随着国民经济和总体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然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逻辑，开创了大国崛起一种新的路径或者新的境界。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这条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跟上?r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体现了党中央对天下大势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原则，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认知，而且阐明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是尊重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
　　几十年来，中国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世界意义。
　　总之，中国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主义”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从来都不会成功，不仅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还会造成经济停滞、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主权丧失等严重后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道路，都应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也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同时也宣告了西方“普世主义”神话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