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高陶事件始末》法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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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陶事件始末》法理解读
论文联盟《高陶事件始末》
　　陶恒生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年2月
　　10年前曾出版，此次修订再版。高陶事件是指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后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就是投降与卖国。于是，二人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1940年1月的高陶事件，既是一桩涉嫌另立政府抢夺政权的政治事件，也是一桩涉嫌越权外交卖国求荣的法律事件。其主角是34岁的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配角是40岁的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但是，事件发生70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位文史学者，依照现代文明社会的宪政法理予以分析解读。日前读陶希圣的三子陶恒生先生补充再版的《高陶事件始末》，该书虽汲取了最近10多年来才公开出版的《高宗武回忆录》、《蒋中正日记手稿》等重要文献资料，但在宪政法理方面也没有取得明显突破。 论文网 http://
　　这里所说的宪政法理，首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个人生活自由自主、意思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权责明确；公共领域人人平等、民主公决；国家政权宪政共和、依法限定；国家之间平等交往、大同博爱的价值体系。其次才是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刚性体制。对于这样的宪政法理，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此后大半生致力于党化教育的陶希圣，终其一生都是格格不入的。
　　1937年7月17日，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同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五组，在组长周佛海指导下专门从事国际宣传。同年9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1938年12月18日，在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危机时刻，汪精卫依照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方面秘密达成的重光堂协议和渡边计划，离开重庆前往昆明，并于12月19日与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前往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亲笔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于12月31日公开发表。 论文代写 http://
　　同样是在12月31日，已经在事实上背叛蒋介石及重庆国民政府的陶希圣，在致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他所谓的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撇开由蒋介石主持的重庆国民政府，去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敌对国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于第二天即1939年1月1日做出决议，永远开除违法乱纪的汪精卫的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汪精卫至此既丧失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的政治权力，也丧失了救国救民的政治合法性。
　　在汪日之间随后展开的和平谈判中，陷身于卖国火坑的高宗武、陶希圣，逐渐认识到日本方面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征服占领中国领土；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是完全彻底的屈服投降。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戴罪立功的逃跑脱离。1940年1月3日，他们在杜月笙及其大弟子万墨林秘密协助下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激励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到了晚年的《八十自述》中，陶希圣对于自己当年意思不能自治、人格不够健全的不由自主、不自量力，给出了还算真诚的历史反思：希圣更无自主与自由行动之余地。既脱离战地，背叛国家，至香港不愿去广州，尤不肯去上海，既至上海又不愿参加谈判，既参加谈判又拒绝签字，凡此皆属徒然。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开刀救治一名心脏病人，是拥有专业资格的心脏科医生的职责所在，一个杀猪的屠夫，是不可以自告奋勇去开刀救治心脏病人的。拯救一个陷入战争动乱之中的主权国家，既需要专业系统的学术智慧和高度组织化的军政实力；更需要在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的宪政法理层面上，切实提升完善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而不是撇开拥有最大份额的民意支持和军政实力的政府公共权力，在没有任何法定授权的情况下，仅仅打着报国爱国、和平救国之类的美好旗号，便要擅自越权到发动侵略战争的敌对国一边去谈判求和。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高宗武和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陶希圣，偏偏不能恪守最低限度的宪政法理和权限边界，这才有了他们一度陷身于卖国火坑而后又奇迹般戴罪立功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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