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问题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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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剖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应把握的原则和战略，有较强的现意意义和指导意义。 代写论文 http://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在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应，美国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从1999年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最终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额则明显下降，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显削弱。有很多学者认为，仅能勉强糊口的“生存工资”使我国产业具有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载了；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由所谓“精英团体”瓜分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1）目前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多年时间从相当均等拉开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较罕见；（3）与收入分配结果相比，起点不公平较过程不公平更严重。起点不公平主要指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表现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健康的机会等的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主要指进入市场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对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关注得不够，民众只能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每万元GDP增长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内不断减少，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5）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仅增长68元。  
（二）优势产业占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发展差距过大 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金融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较轻纺、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垄断行业囤积的巨额资源及利润，使其应对国家宏观管理的能力和空间大大增加，客观上减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在房地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强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部分地区、行业垄断苗头开始显现，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体现全民利益的增加 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因此有些企业既垄断了国有资源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政策。对这些企业而言，它们不需支付任何资本成本，但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财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同时，由于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却不断减低，以至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发放的调控，避免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大多属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享有对诸多资源和要素的垄断特权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虽然源源不断地获取了高额利润，却并未按国际惯例向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分红。2006年初，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我国中央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不论财政部、国资委还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都未从中央国有企业获得股利，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法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改革中的资金短缺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金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红利”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社会分红”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从操作层面看，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向国家分红，省市级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应向社会分红。因此应理顺机制，创造条件，认真解决与落实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收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