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治安承包”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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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刊登这样一则新闻：江苏泗阳县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途径，并在穿城镇进行社会治安市场化运作试点，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实行社会治安有偿承包。近日，穿城镇政府在县政法委、综治办指导下，将该镇下辖10个村、居委会的社会治安任务以每年3950元至9100元不等的价格分别承包给30人，其费用由各村、居委会可收取的联防费支付。此举不但能改善农村治安状况，缓解警力不足，而且实现了社会治安的岗位职业化、报酬货币化和责权契约化。
　　其实，“社会治安有偿承包”做法，并非泗阳县首创。早在1996年，山东泰安市农村就曾初步“尝试”，退伍军人周广海以每年10800元的价格承包下该市下官庄村治安，因而成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2002年7月18日中国警务报道网）。随后，“治安承包”之风陆续蔓延到河南、吉林、内蒙、浙江等地。而在江苏，率先尝试“治安承包”的为淮安市。今年5月23日，淮安清浦区以承包的方式，将该区清江街道办运河新村社区的治安发包给“私人”经营（据5月28日《淮安日报》）。其次是南京市，5月30日，南京栖霞区以公开竞聘的方式，将该区靖安镇南中村治安进行有偿承包，每年承包费为1.3万元。同时在“承包协议”中规定：因处理不当，每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扣200元；民事调解率要达100％，成功率95％；全村案件控制在2近年来，“治安承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安管理模式，已悄然在基层农村推广。据媒体报道，如今一些大中城市也在尝试，甚至个别省份还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向全省推行，好像一“包”就灵。  http://
　　“治安承包”到底好不好？可行不可行？从山东、河南、浙江等地的实践来看，“治安承包”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作用：一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发案率；二弥补警力不足，缓解警方压力；三弥补经费欠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四激发群众承包积极性，增强承包者的责任心。但从法律角度看，“治安承包”显然违法。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其执法主体只能是政府的公安机关，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行使。也就是说，治安管理作为一种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不管以何种方式、何种理由，都是不容“私化”的。而今一些地方政府或公安机关竟然置国法于不顾，将治安管理这一具有公权性质的“执法工程”进行市场化运作，并以货币的方式“发包”给不具执法资格的“第三者”进行管理，这是典型的“知法犯法”。若从社会角度看，“治安承包”十分荒唐。法律是人民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如今连这道“防线”承包了，还有何安全可言？再说，“治安”都由百姓花钱请人“承包”了，还要政府、公安干什么？！既然治安都能承包了，那还有什么不能承包的？监察部门的监察权、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的批捕和公诉权、甚至人大的立法与监督权也都拿来承包！照此“包”下去，社会岂不大乱？更何谈依法治国？！ 论文代写 http://

　　目前，推行“治安承包”，不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不可逾越的体制障碍。如若冒然推进，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一、管理“缺席”。就现实而言，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一直处于“疲于奔命”状态。实行“治安承包”后，虽然减轻了公安机关的压力，但也容易产生一些麻痹思想，认为“一‘包’了之”，成为“甩手掌柜”，从而放松对“承包区”的监管。今年5—6月间，深圳发生两起“村治安员打死外来工”的恶性事件，其原因就是警方脱管失管造成的。其二、滥用职权。对于警方治安执法，法律对其都有严格规范。前不久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再次对警方执法给予严格界定。即使这样，个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还会违法办案。“治安承包”后，公安机关必然要将只有警察才能行使的执法权，部分交由既无执法资格又不懂法的承包者行使。如此一来，势必会造成承包者滥用职权，枉抓无辜，非法办案，甚至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今年5月1日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六约埔厦村治安员余伟坚等4人在追查一起偷盗事件，将黄雷（河南民权县人）等4名无辜的外来工抓到村门卫室进行拷问，因黄雷不服，当场被余伟坚、李勇等10人打死。6月20日，深圳宝安区福永镇兴围村治安办护村队员陈锦明驾车巡逻时，意外将外来工沈国洪（湖北人）等人撞倒，沈要求对方赔偿。陈随即召来护村队员12人，强行将沈国洪等4人带回村治安办审问，并将沈国洪殴打致死（据8月7日新华网）。这两起恶性事件，无疑给那些热心于“治安承包”的推广者当头一棒，让他们清醒。其三、权力“寻租”。对于治安管理，公安机关所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而治安承包者追求的却是经济效益。所谓“治安承包”，其实与贵州都匀市警方“承诺赔偿”、武汉警方“招标破案”等做法一样，采用的都是经济激励。比如，有的地方在“承包合同”中规定“减少一起刑事案件，奖励多少元；抓获一个逃犯，奖励多少元……”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承包者除了滥用职权、枉抓无辜之外，往往还会利用职权“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其四、加重负担。推行“治安承包”，关键是如何解决承包经费问题。山东泰安市按照“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山东寿光市让群众“花钱买平安”，江苏泗阳县向村民收取“联防费”（国务院已明令取消）……尽管各地采取的方法各异，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治安搞承包，百姓掏腰包”。这样做，势必增加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违背中央减负政策。况且，承包费的收取还有一个把握“度”的问题，一旦超出公众的承受能力，必然出现抵触情绪，反而影响社会稳定。除上述四点之外，“治安承包”还会出现“法盲执法”、“恶人治村（街）”现象等等，总之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