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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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乃构成公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就我国而言，解严后迄今已十余年，在千禧年回首，确实可以发现民间公益组织已如雨后春笋，勃然兴发，实已蔚成不可遏止的社会力了。尤其九二一震灾之后，民众憬然领悟，社会之携手合作、心心相连，才是更美好社会重建的关键；在共同受灾救灾经验的引领下，另一波「公民社会组织」已渐渐组成，更多的非营利组织更是蓄势待发了。
　　从九二一震灾之殷鑑，民间社会已渐渐觉悟，也开始强烈地针对政府无力回应社会要求的现象，提出批判。政府一再採用一些时髦的口号，却忽视了应由下而上地结合民众力量，政府应以团队合作方式，具体地解决民众生活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以形式主义及官僚作风来徒增民众反感。
　　此种反省，对正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冲击下的我国政府，实深具启示作用，吾人应针对当前如何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加以深入探讨，实际面对变动中社会，针对问题，共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基本上，当前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空前未有之变化，学术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将愈来愈显得必要和重要。而且，也应加强公民社会的自我反省能力，针对如下之课题，加以考量。  
　　首先，政府不仅应着重管理效率的达成，更应重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与社会伦理的考量。而且，政府应将其使命和价值，定位在促进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实现公共利益之上。另外，民主理念之落实，端视政府措施是否具有及时回应性？是否能促使民众有心和有力去参与？是否在分配国家资源时，符合公平及正义的社会价值？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政府不仅应积极地谋求社会福祉的增进，同时更应致力於解除人民的痛苦，如贫困、疾病等问题。
　　为了国家之长治久安，我国政府应採取各种「公民参与」和公私部门资源整合的策略，亦宜促使公共部门与民间社会力量结合时，主动寻求与「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即第三部门）及自发性「公民社区／社群」合作，期能一方面增进行政绩效和民主，另方面，亦有助於我国「社区组织」和「公民社会」之创发，以重建国家与社会之美好未来。祈愿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社会是充满爱、和平及公义，且让我们虔诚祷之。
　　面对新的情势，民间也好、政府也好，均应有新的思惟方式、理念与做法。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自从创立以来，观察其理念与做法，似已实际朝所谓「伞状」、或「高峰」或「保母」型的基金会发展，相对比较起近来常「出事」的政客主导的「基金会」而言，其公益性已为许多人肯定和重视，所设立的「台湾公益资讯中心」对许多研究者和莘莘学子而言，更深觉倍感方便。喜玛拉雅基金会用心良好的指出：「台湾的公益部门，最近几十年来呈蓬勃发展，深受政府与社会的重视。但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立法方面，由於主管官署众多，短时间之内难以迅速修法规范。因此，目前法规不是失之过於宽松或无法可管，让不肖者利用此一弱点为非作歹，使整个非营利组织蒙羞，受到误解。另一方面，行之多年对於公益部门的法律规范，基於管理与防弊的观点，实施种种不合理或者不必要的限制，阻碍了台湾非营利组织健全的发展」实值得吾人深思。  
　　诚然，如何营造一对台湾非营利组织发展有利的环境（包括政策、法律、管理等面向），更是吾人取法他山之石的动机所在。「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一书所将发挥的效用亦应在此。就以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大致上有下列几点原则，似可加以检视：
　　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立法，应与营利组织的立法一样简便可行，并宜以鼓励为原则，而尽量不宜有太多限制，以免伤害基本人权及公民社会自然成长的条件。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行政管理越少越好，不要因防弊而致有害民间公益之串连和兴利行动。而且要以简便为本，不宜烦琐，如能解除管制更佳，更要符合「行政程序法」所明定之公正、公开的规范。
　　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有其最高之自主性，以自律、透明、公开性为指标，尽量不要有立法、政策之外控与他律，如能受媒体、学界、网路及公众之监督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相互监督，则当可确保其「公共性」。
　　四、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之行政管理应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则行之，尤其是应受「法律保留」原则之拘束，细言之，即应遵守民主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基本人权规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