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析危险犯之犯罪中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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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刑罚研究领域以来，它就一直作为刑法的一个新课题，倍受刑法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和青睐。但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在我国，危险犯作为犯罪形态一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便被贴上犯罪既遂的标签，学者们经过唇枪舌剑的争论，一致认为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刑罚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可以看出危险犯就是既遂犯的论断有失偏颇，经过研讨，学者们认为它不仅存在既遂形态，而且存在其他的犯罪形态。危险犯概念的界定、法律适用以及危险犯的刑罚理论是否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危险犯的定罪量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从正义和公正的理念出发，对危险犯进行重新审视。但本文着重对危险犯及其中止形态进行探讨。一、危险犯概念及特征
我们要谈及危险犯，必然要涉及对危险犯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等理论问题。然而在危险犯的内涵界定上，法学家各持己见，学界大概有如下几种观点：
1、第一种对危险犯的定义——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这是我国目前学界和法界的通说。
2、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判断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是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
3、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险结果构成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
这几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对危险犯应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足以使法益受到严重的损害的犯罪。
危险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1、行为人必须实行了一定的危害行为；2、危害行为存在着足以造成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客观危险；3、尚未对法益造成危害结果。如果已经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后果，则构成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上述特征说明危险犯是既遂状态出现在犯罪结果之前的一种犯罪，这也就决定了危险犯的中止也必定有其自身的特点。
危险犯不同于举动犯和行为犯，也不同于结果犯。首先，危险犯不同于举动犯。在举动犯中，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了一定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而在危险犯中，不仅要求行为人实行了一定的行为，而且还要求这种行为足以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危险状态。其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在行为犯中，同样是以实行一定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至于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危险，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再次，危险犯也不同于结果犯。危险犯仅以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并不要求危害结果现实地出现；而后者则以危害行为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二、危险犯中止的构成要件及其特征
要研究危险犯中止的构成要件就必须看一看刑法总则理论中的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由此可见，犯罪中止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形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将犯罪中止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二是在犯罪过程中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这两种类型的犯罪中止的特征和所处的犯罪阶段都有所不同，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时空性，即必须是在犯罪处于运动过程中而未形成任何停止状态的情况下停止的犯罪。（2）自动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了自认为当时本可继续实施和完成的犯罪。（3）彻底性，即行为人彻底放弃了正在进行的犯罪。
第二种类型的犯罪中止，即在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可能造成但尚未造成犯罪既遂之犯罪结果的情况下成立的犯罪中止。这种类型的犯罪中止除了必须具备第一种类型的犯罪中止的三个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有效性”的特征，即行为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他已实施的犯罪之法定结果的发生，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这样才能成立的犯罪中止。一般情况下，自动停止的犯罪中止只能存在于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在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因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所以不会出现自动停止的犯罪中止，而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则可以存在于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即存在于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以后法定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具体就危险犯而言，它是否存在犯罪中止呢？通说的观点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只要是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作为该类犯罪就已经既遂，因此在犯罪的形态上，危险犯理所当然地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纵观通说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它之所以将危险犯归为既遂形态，其判断的标准是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了足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的客观危险状态。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通说的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将巨石放置在铁轨上，其危害行为就实施完毕，就足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法定的危险状态就出现了。行为人在此后的行为，如因害怕法律的惩罚而将巨石搬开的行为只能是犯罪既遂以后的恢复和补救行为，不影响其行为既遂的定性。
通说的观点显然过于教条和片面，因为它缺少了法律的基本理念，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忽略了行为人在危害结果尚未出现前的自动中止行为，没有考虑到行为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表现，及其主观恶性相对减少的事实，而是武断地将此种情况与在铁轨上放巨石造成火车倾覆一样属于既遂。两相对比，对前者显然不公，不利于行为人弃恶从善，所以结合上述实例，笔者认为，危险犯也可有中止等其他形态。
通说之所以认为危险犯只要是危害行为实施完毕，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作为该类犯罪就已经既遂，是因为对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产生难以让人信服的解释。首先笔者认为对法定危险提法有待商榷。所谓法定即法律规定，但刑法典对此并没有对法定的危险状态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在法理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通说。如果真有一个通说，对危险犯也不会出现十分激烈的争议了。所以笔者认为，对危害行为实施后出现的危险状态应称为客观的危险状态较科学一点，而不宜提法定的危险状态。那么对“客观危险状态”应当怎样进行界定呢？
1、危险状态的客观性。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
2、危险状态出现的现实可能性。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足以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实际影响，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
3、危险状态的足量性。从量上来看，该危险足以使法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将巨石放置在铁轨上以后，此时火车尚在五百里之外，你能说客观的危险状态就出现，火车就一定会翻车吗？当然不能，因为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完成以后，还可能出现多种情况，行为人可能自动将巨石搬开，巨石也可能被铁路工作发现而将它搬开，这些情况都会使危险状态达不到一个足以使火车倾覆的量，通说怎么会武断地说，只要放上巨石客观危险就出现了呢？
4、法益受到损害的临界性。危害行为实施后，法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已迫在眉睫，没有逆转的可能，也不可能出现其他的形态。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完成以后，这时火车已距巨石只有1000米，也不可能出现使巨石搬离的其他情形，火车倾覆已成为必然，我们就可以说足以产生危害后果，客观的危险状态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