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法的本质的再认识——试论经济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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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法的本质的认识，是与法的定义有关的。在法学的发展历史进程，不同的法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法进行了各种的定义，并由此而得到不同的有关法的本质的定义。传统上我们把它们分为两大类：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和非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一般地讲，非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多从法的本体、本源以及作用等角度来揭示法的含义，没能深入揭示法律应有的本质特征，具有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点。如美国法学家格雷就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具体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作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是他从美国这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实践中所得到的认识。在他那里，法是无序的，不确定的，只有到法院作出判决才创造出法。显然，这是将法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混淆了，所以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更有的把法律主张成是上帝的意志，那就更不足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认为，“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1]“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2]并进一步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此所得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行为规范体系。因此，法的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以后经过一番争鸣，又把社会性也确认为法的本质属性。这一看法一直被我们视为对法的本质的经典定义，在广大教科书中加以确认。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揭示法的内涵，与从法的本体、本源、作用等角度来讲都只是一种学说意义，它并没有从法学的角度去揭示法的本质。因此，在法的本质这一课题上，我们尚可以有所作为。很显然的，要正确认识法的本质，首先应正确认识法以及它的性质、作用等，才可能全面揭示法律应有的内涵。
一、法是怎么产生的
要正确定义法，从而正确定义法的本质，就应该了解法是什么东西。这就要谈及法的起源问题。那么，法是怎么来的？它什么时候产生呢？唯物主义认为，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不变，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消亡。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关于原始社会，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我们无从认识它的真相。但从先哲们对现存各土著居民的研究，以及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推测原始社会的应有状态，这个原始社会，与任何一个社会一样，要想得以正常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社会调控。这点已无争议。我们所存惑或争议的地方在于，原始社会的社会调控机制是什么样的，是法吗。现在比较受认同的观点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由此决定了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群居特征以及实行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均制（“原始共产主义”在现在也遭到了怀疑，但这仍没有影响我们对原始社会的一些认识，即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要通过协作来谋求生存。因此我仍使用“共产主义”的词语），这是出于保障每个氏族成员生存权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慢慢形成群居社会的一些习惯，如禁止氏族内部通婚、分工协作、血亲复仇等。就如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原始人不仅被塑造成守法公民的模范，而且顺应着他本能冲动的自然方向倾向，遵循着其部落的所有规章制度和戒律，已成为一条公理。可以这样说，在他前进的路上，他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行。”[3]“原始人——有资格的人类学家们当今所做的判断——对传统和习俗深怀敬意，并自觉地遵从它们的命令。”[4]由习惯而来的秩序和管理也相应产生，尽管它简单，尽管它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这点对我们很重要，它能够说明我们后来的制度源于此），如参加宗教仪式、议定对外关系，就需要有人组织，有人主持，等等。因此，在原始社会是存在协调处理氏族内外事务的威权系统的，那就是由氏族议事会和氏族首领共同构成的，他们没有特权，所有的权威来源于他们的勇敢、智慧，但其他成员必须尊重他们，否则会招致整个氏族的反对。由此，整个氏族就给每一位成员施加了压力，形成了议事会真理和首领与成员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些首领构成了氏族里的“氏族老大”，就跟我们今天农村社会中的“乡里老大”一样，尽管他们没有特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的言行具有比其他人权威的特点。因此讲，从人类群居生活开始后，人类社会就始终存在威权系统。只是在原始社会，它没有也不可能以暴力机器来维护其权威，而是靠整个氏族成员的信赖。里弗斯博士指出：“在诸如美拉尼西亚这样的民族中，存在着一种群体情感，它使权力的行使不必借助任何特定的社会机构。恰恰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使部落公有制的协调运转成为可能，并能确保群体性关系体制具有和平性。”[5]
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生产有了剩余后，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在生产有了剩余后，处于威权体系中的人具有凭优势地位占据剩余产品的可能性。同时当个体劳动成为可能时，人类的活动领域和活动范围便极大扩展。这个阶段，应该有一个从大群居分化为小群居的过程，换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利益集团数量的扩大，以及由群居所引起的感情的疏远，不同集团的人之间不再以情感血缘而以利益来确定彼此的交往关系。这也意味着，在交往增多的同时，人们的冲突机会也相应增多，比如交易不平等、违反氏族禁令或者氏族冲突等问题。在情感血缘关系存在的氏族里，没有人敢于奴役本氏族成员，但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劳动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尚有剩余的情况下，通过发动战争可以占有战俘这种纯获利的工具，于是吞并战争经常性的发生。人们又从因生产力发展而有可能的分居重又回到同样是因生产力发展但却为了争夺剩余产品而统合的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从分到合的另一个阶段。当然，这种结果要归功于前期的分居所引起的淡化情感、血缘关系的结果。
需要关注的是，当战争和战俘出现后，专门的管理就成了必要，专门的管理人员也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所引起的可能，另一方面是防范战争和管理战俘的需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员存在，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俘也不成其为战俘，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所以说，在离奴隶社会形成的很早时期的氏族战争年代，专门的管理人员就已经存在了。这可以进一步合理的解释，货币、生产工具（如石头、铁具等）这些事物也应是早于奴隶社会而在不同氏族之间存在的（这些东西是形成国家的基础），因为这时候相应地产生了交换劳动产品和赎回被捕氏族首领或成员等行为。
当货币作为交换生产生活资料的标准时，货币就成了财富的象征。这时货币就把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通过纯粹的商品交换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从而可以购买别人的剩余产品。这时候，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出现，一种是比较强壮、能生产更多劳动产品的人再次从社会中相对独立起来，凭自己的强大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次独立造成氏族内部的分裂，即穷人和富人 ，由这种贫富扩大所引起的结果是可以形成氏族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种是管理人员由于不再从事劳动而由氏族成员供养，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不从事劳动而能拿氏族的生产生活资料。同时由于他们掌握着管理战俘的权力（即他们掌握着暴力工具），他们有侵吞集体财产的机会和能力，可以借着管理之名通过侵吞集体财产也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就在整个社会形成四种对象三个阶层：富人（包括商人和管理人员）、贫民、俘虏。暴力和金钱（代表是商人和管理人员）终于走在了一起，就是到这个时候，国家才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借鉴了管理俘虏的机制，把自由的负债人沦为俘虏的地位。另一方面，管理人员通过暴力的行使维护了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和对集体财产的侵占，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使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阶层的机制，即对贫穷氏族内部成员也实行暴力使之处于俘虏的地位的机制。这样，在氏族内部和外部，暴力成为普遍适用的事物。氏族也就不再是维系其成员和平共处的体系了，它瓦解了，需要有新的机制来代替它。
基于利益上的暴力和不当侵占，引起了氏族成员的不满和反抗，使氏族内部丧失了和平的内部协调解决问题的机制。对抗暴力的是暴力，以利益为基础的暴力对抗代替了以情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内部对抗，氏族也就彻底瓦解，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以暴力维持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而原来处于这个威权系统的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已成为不劳而获的阶层，且手中掌握暴力机器，也就自然地转为统治人员，原来协调运行机制也相应地转为暴力运行机制。列宁明确指出，国家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国家的实质就是阶级的专政。“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统治阶级所以要依靠国家对敌对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经济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国家官吏“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当以暴力为依赖的管理统治系统存在，当奴隶从公有奴隶转变为富人也可以购买的私有奴隶，即个人而不是组织可以奴役个人时，国家已经形成了。法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知道，法是暴力的产物，是掌握暴力机器的阶层强迫人们承认和接受这一阶层优势地位的工具。它是适应以暴力而不是协调维持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