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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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特别是近年来暴力抗法事件频频发生，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但现行法律规定在本罪的犯罪对象、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追究程序和处断上均有不完善之处，制约了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及时打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犯罪 刑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暴力抗法
目前，法院执行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尽管我国刑法对此早有惩处规定，但现实中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数不多。由于打击不力，一些被执行人长期赖债而逍遥法外，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①在现行刑事法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为“本罪”）的规定模糊、适用范围狭窄、追究程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力度太弱，使“执行难”的问题难以缓解。更为严重的是，“暴力抗法”的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福建省高级法院统计，该省2000年上半年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38起，因暴力抗法而受伤的执行干警达25人次，比上年同期上升177％。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字是：从1999年7月到2000年11月，全国法院执法过程中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49次，384名法官被打伤。②“执行难”尚可归咎于多种客观因素，譬如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地方保护主义、财产难于查找等等，但暴力抗法事件的频频发生，不得不引起司法高层和学界的高度警惕。这种势头如不能得到充分的遏制，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则面临着开倒车的危险。制裁不力无疑是“执行难”和“暴力抗法”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加大本罪的打击力度，对本罪犯罪构成的各方面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乃是当务之急。
一、 人民法院一切生效法律文书均应作为本罪犯罪对象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作为本案犯罪对象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自无 疑义；但是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法律文书却远不限于这两种。因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有罪类推，这种机械的限制遂成了制约该项法律规范发挥其作用的枷锁。试看以下的案例——“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
被告人：陈建明，男，２９岁，浙江省金华市人，无业。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被逮捕。
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一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因债务纠纷，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止，陈建明分月支付赵素英本息共６０４００元。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建明仅在前两个月支付了２０００元，以后就不再履行。为此，赵素英于１９９０年１月向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采取划拨陈建明所开的卤味店银行帐内存款、查封店面等强制措施，迫使其分批偿还了１２６３０元。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陈建明仍在经营卤味店，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却无视法院的多次教育和通知，不按期偿还欠款。１９９１年４月，拱墅区人民法院传唤陈建明到庭，陈建明谎称近日内即支付部分欠款。然而三日之后，陈建明竟关闭店面，带妻儿、母亲举家携款外逃。其间，陈建明先后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浙江省金华市开烤禽店。直至１９９３年７月３０日，陈建明潜回杭州时被依法逮捕。陈建明被捕后，赵素英与陈建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陈建明一次性偿还人民币３万元，其余债权，赵素英自动放弃。陈建明在其家属帮助下交付给赵素英人民币２万元，美元１０００元。
拱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之间的债务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既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结果的记录，又是人民法院认可和批准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法律文书。它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人陈建明无视国家法律，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采取欺骗、躲避的方法，公然拒绝执行，其行为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３条（３）项的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予以处罚。鉴于被告人陈建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催促家属支付了人民币２万元，美金１０００元，可以从轻处罚，而且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宣告缓刑。据此，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６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的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７日判决被告人陈建明犯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宣判后，被告人陈建明表示认罪服法，没有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