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兼论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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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司法制度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近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只有准确、及时把握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发展契机，牢牢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加强人文关怀，才能从容迎接新形势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独立、完整、科学、成体系的未成年司法制度。而司法制度的完善绝非简单、消极地执行法律，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凸显人文关怀，这也是司法的灵魂和价值理念，在“人权保障”条款写入宪法的今天，显得至为重要。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及相关规律入手，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共性原因，进行理性思考，以求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未成年法制教育、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并就完善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以及在司法中彰显人文关怀提供积极的建议。
; 关键词：和谐社会，未成年，司法，人文关怀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受此困扰；这一态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日趋显现。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较以前增加许多，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我院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 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如我院 2005年审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6.72%。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从我省的统计资料看，未成年人涉及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类案件犯罪人数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42.5%、 26.16%、15.8%。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人吸毒现象成倍增长。未成年人吸毒会诱发更多的犯罪，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许多吸毒青少年因毒瘾所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断攫取吸毒所需钱财。如在深圳、珠海等地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有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至少有1/3的人加入勒索团伙，并有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占51.67%。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亲中57.1%小学文化程度、8.2%为文盲，而母亲为文盲的有33.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