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犯罪中止与未遂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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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犯罪的中止和未遂是两个概念，它们均属于故意犯罪的形态类型，极易混淆。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并不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因而
如何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犯罪中止 ; 犯罪未遂 ; 犯罪预备 ; 犯罪既遂 刑事责任 ; 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的中止和未遂是两个概念，它们均属于故意犯罪的形态类型，极易混淆。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作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并不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因而如何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对行为进行正确地定性和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犯罪形态
要区别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我们首先要了解犯罪的四种形态，即：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
1、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犯罪预备的特征：
（1）、主观上为了犯罪。“为了犯罪”是指为了自己实行犯罪和为了他人实行犯罪。
（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行为”包括准备实行犯罪工具与制造一切为实行犯罪的条件。
（3）、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包括“预备行为没有完成而不可能着手实行犯罪”和“预备行为虽已完成，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两种情况。
（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为或者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中止。
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
犯罪中止具有：中止的时间性、中止的自动性、中止的客观性和中止的有效性四个特征
（1）、中止的时间性；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即：犯罪中止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犯罪还没有形成结局，既不是未遂，也不是既遂。犯罪既遂后自动恢复原状的，不成立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后也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
（2）、中止的自动性；即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上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者可能既遂，但自愿放弃原来的犯罪犯罪意图。
（3）、中止的客观性；
（4）、中止的有效性。犯罪中止，必须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的犯罪结果，否则就不成立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成立并不要求没有发生任何犯罪结果，而是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3、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
犯罪未遂的特征：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
（2）、犯罪未得逞。通常表现为没有发生犯罪结果，但并不是凡是发生了犯罪结果的都是犯罪已经得逞。
（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种情况：抑止犯罪意志、抑止犯罪行为和抑止犯罪结果。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犯罪既遂
犯罪既遂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犯罪既遂的类型又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
对故意犯罪的既遂犯，应当直接按照刑法分则所规定条文的刑罚规格量刑处罚。
需要说明的是，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上述犯罪形态，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形态，也就没必要肯定其有犯罪既遂，对它们而言，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二、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
在了解了故意犯罪的四种形态之后，我们再来探讨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如何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界似乎已成定局，即判别犯罪中止或是犯罪未遂的根据是行为人是否自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溯及理论上的争议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精神。
1、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立法区别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的考虑。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大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如日本刑法第 43 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①意大利刑法典第 56 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未遂犯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 12 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以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结果的发生，仅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②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轻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宽宥的处罚呢？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相似的路程。从刑罚目的论研究的角度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志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处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其意志产生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制约。所以，犯罪人应该对本人意志产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立法中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不同规定是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和对刑事政策的考虑，判别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关键在于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意志在立法上是否有值得表彰之处，这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最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在犯罪论注释层面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脱身向犯罪人许诺日后满足其要求的条件，犯罪人信以为真便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应该如何定性呢？从注释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不存在外界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的障碍，他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己意而停止犯罪的情形只是基于犯罪人一种“犯罪已不必完成”的想法而已。另一方面，犯罪人得到受害人的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与犯罪人误以为有障碍（但实际上这种客观的障碍并不存在，乃是其认识上的障碍）妨碍其犯罪行为实施而致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但其共同点是犯罪人因为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了犯罪行为，违背了犯罪人真实意图的，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人并没有真正放弃犯罪意图，也无悔罪的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形应该定性为犯罪未遂。又如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遇到受害人是熟人而放弃犯罪的情形，我个人认为应该将这种情形定性为犯罪未遂。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犯罪人感到将会面临身败名裂以至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放弃犯罪的行为并非出于犯罪人真诚悔悟和对法律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止的犯罪行为是有悖于立法中所设立的中止制度本意的。
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相比较，前者是出于己意而停止，后者则是因障碍而停止，犯罪人所表现的主观恶性不同，人身危险性的差异也不尽相同，刑法为了更好地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然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犯应当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基于刑罚目的的研究，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完成立法本意中的规范、保护和教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