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略论我国刑法上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处罚

9681954

　　;[摘要]我国刑法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法定刑的规定，远高于传播淫秽物品罪的法定刑，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而且，传播淫秽物品犯罪主要是一种针对道德的犯罪，但刑法对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最高可达无期徒刑，这显然也值得思考。  ; [关键词]传播 淫秽物品 法定刑
   我国现行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分别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笔者在本文中将其统称为传播淫秽物品犯罪。关于此类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在分则中对其分别设置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然而笔者以为，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犯罪的处罚，我国刑法的规定有欠科学，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下面笔者试将就此作出具体阐述。
; 一、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罪的法定刑之比较
; 我国现行刑法根据行为人传播淫秽物品主观上是否具有牟利目的为标准，分别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并相应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即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处罚严厉程度要重于传播淫秽物品罪，然而，对任何犯罪的处罚程度都应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具有相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其处罚程度也应大致相同。无论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还是传播淫秽物品罪，其对法益的侵害都是基本相同的，即损害良好的社会风尚，妨碍国家打击查禁淫秽物品的管理秩序。由此，应当说二者就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可谓相差无几。然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法定刑最低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而对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处罚仅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为何二者在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差无几的情形之下，其法定刑的差异会如此之大？我们知道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罪之间最根本区别就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牟利的目的。具有牟利目的，实施了牟利行为，则可能会使他人的财产遭受损失，即侵犯他人财产权。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侵害，单纯的主观上的牟利目的，而未实施牟利的行为，几乎不会对法益造成实质的侵害。因而最可能导致二者法定刑差异巨大的原因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除与传播淫秽物品罪一样侵犯良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管理秩序以外，还可能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然则此原因是否成立呢？笔者以为不然。如果该原因得以成立，那么由于其对法定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我们足以据此认定他人财产权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主要客体，但事实情况却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罪一样，都是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而非规定于侵害财产罪之下。所以他人财产权绝非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主要客体，进而对其的侵害也并非导致二罪法定刑差异巨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否侵犯他人财产权而言，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社会危害性要比传播淫秽物品罪略大，但其不至于使前者处罚程度比后者高出那么多）。那么对于两种社会危害性程度基本相同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却规定了二种迥然不同的法定刑，立法的科学性在此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怀疑。事实上，在国外立法之中，对于传播淫秽物品犯罪基本都未采取我国这种模式，即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有刑法中分别设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而是不作区分，适用同一个罪名，规定相同的法定刑幅度。如日本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散布、贩卖或者公然陈列猥亵的文书、图画或者其他猥亵物的，处二年以下惩役或者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科料①。韩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散布、贩卖、出租或者公然展示淫秽的文书、图画及其他物品的，处一年以下劳役或者四十万元以下罚金②。此外，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刑法都未根据行为人主观是否有牟利目的，而设立不同罪名，适用不同法定刑。笔者以为，我国现行刑法分别设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进而分别规定差异巨大的法定刑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确要比传播淫秽物品罪为甚，但其法定刑不应比后者高的太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应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