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加强中心法庭规范化管理推动依法治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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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依法治市与人民法庭的互动是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缩影，此一微观分析的视角并没有受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本文在分析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就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功能及其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作了探讨，进而就如何加强中心法庭的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依法治市进程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想。
　　[主题词];依法治市;司法公正;中心法庭;规范化
　　自党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和不可逆转的法治建设方向。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与核心命题，两者的互动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的客观的法律现象和必然规律。当前，依法治国理念之不断具体化及广范围的地方性实践;，不仅促成“依法治市;”的市政思路的新生与发展，也推动全国法院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一场以司法公正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改革。依法治市与作为法院系统最基层的人民法庭的互动关系便成为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缩影。然而，由于以往司法改革对基层法院的忽视，尤其是人民法庭理论研究的薄弱，此一微观分析的视角并没有受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本文拟在分析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就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功能及其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作些探讨，进而提出如何加强中心法庭的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依法治市进程的一些初步构想。
　　（一）;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的逻辑关联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依法治市”的内涵鲜见有具体明确的界定。盖其究，“依法治市”作为“依法治国”具体化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两者的精神理念、理论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差异仅在于适用范围的全国性与地方性、整体与部分的不同，“依法治市”是“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地方市政治理的具体表现，两者的实质内涵是统一的。依法治国在我国有明确的权威含义，即“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1].凭此从治理的主客体角度理解依法治市的内涵，有以下几方面：一、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市的基础，人大等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的推进依法治市的法律前提，宪法、法律及其他地方性法规的依法治市的唯一依据；二、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市的应然状态和客观要求，其表现为各种社会主体对法律至上理念的高度认同与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良态；三、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市的中心环节，各级人民政府严格依照宪法及法律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实施管理的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市的关键；四、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市的保障。法律的国家强制性要求在出现违法现象时由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司法机关采取暴力强制的手段予以纠正，司法机关的公正的司法行为是依法治市的天然保障。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的客观要求。司法是体现国家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重要窗口，依法治市的实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是司法上。美国学者范德比特甚至把司法理解为法治的全部内容，其指出：“在法院而不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冷峻的法律边缘……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会对社会构成极大危害。”[2]司法公正，国家法律才具有权威性及公信力，社会秩序才能安宁稳定，国家社会方能长治久安，人民方有最后的依靠；司法不公乃至腐败则必然致使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徒有法不足以行，则依法治市便成为一句空话，社会法律秩序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在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危害国家安定侵犯人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客观上要求司法机构的法律裁判活动和其他司法活动强制制裁的介入，以便遭受损害的权利得到国家救济，受到破坏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保证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统一实施。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市的天然保障。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对民众尊纪守法的法治观念进行教化，并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予以规制，司法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枉法裁判，裁判不公则颠倒是非黑白，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泛生，进而推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3]
　　依法治市与司法公正是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依法治市进程的不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然会对司法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促动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司法改革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发展。同时，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亦必然会为依法治市提供日趋完备、逾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地位与功能
　　司法公正作为依法治市内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意味着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和重大的功能。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根据本辖区地区、人口和案件状况设立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制宣传、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信访等，人民法庭的判决、裁定就是基层法院的判决和裁定。[4]据此，人民法庭是基层法院在农村地区的派出机构，是农村地区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国家审判机关，是依法治市在农村地区推进的重要职能主体。其职能有四：一、代表国家在农村地区行使一般民商事和轻微刑事审判权；二、指导基层尤其是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三、在农村地区进行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四接待来信、信访及其他在农村地区实施综合治理的职能。
　　其职能具有多元复合性的特点：首先其行使的审判权主要包容民商事方面还牵涉轻微刑事方面，这显示其与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等业务法庭的不同的特点；其次，人民法庭除主要代表国家在农村地区行使审判权外，还承担对农村综合治理的多项职能。人民法庭此种职能结构特点是其在依法治市进程中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以践行司法公正维护农村稳定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当前，人民法庭的职能结构发展不平衡，其主要职能即民商事审判得到充分发展，而轻微刑事审判和综合治理的复合职能则没有受到重视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肯定，随着依法治市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深入推进和农村法治社会的发展、成熟，这种状况将得到改善并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庭在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地位。
　　（三）;依法治市进程中人民法庭集中化管理的趋势
　　依法治市进程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除促进人民法庭地位的提升与职能的全面发展外，还在管理模式上促成了当前人民法庭撤并的集中化管理的趋势。人民法庭集中化管理的趋势是依法治市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一、;陈旧的分散管理模式阻碍依法治市深入推进。
　　我国法院结果的设置是种“司法地方化”体制，即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重叠一致，[5]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任免、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地方控制之下，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6]在人民法庭的设置上表现为在几乎每个乡镇均设立一个人民法庭的分散管理模式。此种模式，一导致人民法庭建设的落后、简陋难以实行规范化、规模化管理；二易受乡镇领导干涉影响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并因管理的松散即极易导致司法腐败的滋生；三成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制度基础[6]；；四随着现代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已失去了维系存在合理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