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再议犯罪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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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构成要件是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过程的基本词汇。该词源于资产阶级刑法学，曾被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深刻批判过，但在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上又被广泛使用，以致于批驳与立论相当混乱。本文对怎样正确理解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构成要件与犯罪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犯罪构成要件 标准 犯罪形态
　　
　　一、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
　　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
　　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我国的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借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在许多问题上与前苏联对此问题的探讨结果有雷同之处，如对构成要件理解为总则规定的要件和分则规定的要件。犯罪构成分类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罪与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的犯罪构成，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我们不否认这些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问题。如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及其他的犯罪构成，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承认有完整的犯罪构成，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但在具体论述上又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了的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我认为在这些说法上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关于未完成形态下的故意犯罪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已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发生正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构成要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这正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研究过程中矛盾症结所在。因此构成要件一词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必要给予重视。
　　
　　二、构成要件的标准
　　
　　既然按照刑法学通常的标准，认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犯罪构成，那么确定哪些因素能成为这些要件，有没有标准呢?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能成为构成要件的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怎样评价这种说法，我认为能否成为构成要件可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立法上要将哪些事实特征纳入某种具体犯罪的成立要件，确实存在着一个取舍的问题。只有那些能体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应受惩罚的程度才能规定在刑法分则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构成要件的标准通行的说法是成立的。此标准应对立法者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有约束。但从另一方面即司法角度去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还能否成为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构成要件是由刑法的条文明确规定的，只要立法上表述出来就说明此种行为的本身已达到惩罚的程度或者已具备犯罪成立的不可缺少的要件，这不是我们怎样取舍的问题，而是我们应用法律的问题。在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上我们应坚持的是后者，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依据本文的标准，犯罪客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认定为构成要件就值得思考。因为犯罪客体从刑法规定上看有许多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规定，需学者们抽象概括。如果说构成要件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任意曲解，那么犯罪客体的认定是与此不相符的。如受贿罪的侵犯客体是什么，恐怕任何不同版本的刑法学教材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与构成要件的法律性不符。实际上司法解释并没有受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通常模式的限制，如以盗窃方式破坏通讯设备，如果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司法解释规定不能按破坏通讯设备罪处罚，而是按盗窃罪认定，那么同一行为侵犯的客体又怎样认定呢?犯罪客体不是构成要件，但并不妨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放在构成之外作为一个其它问题去探讨。同样因果关系问题也不宜作为构成要件去研究，因为一般法条规定可能为某种行为模式或结果或其它方面，但决不会将因果关系并列出来。需要探明的是我们依据一定原则实事求是找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在这里不是犯罪成立与否的要件。
　　
　　三、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
　　
　　我们已往对犯罪形态的研究往往是与故意犯罪联系一起的，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中止。本文认为犯罪形态应理解为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在刑事立法上有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累犯以及危害较大或情节较重的犯罪等。这些具体形态的犯罪是在其基本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当然它们也都具有犯罪构成，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形态下的犯罪构成有何区别，尤其是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与前苏联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具备犯罪构成，但在表述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认为犯罪未遂就是犯罪行为没有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稍加分析，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既然犯罪构成是一系列要件的有机统一，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其它要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犯罪也就不能成立，犯罪未遂等犯罪形态缺少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要件，那么缺少的这个要件是犯罪成立的要件还是某种犯罪形态所应满足的条件呢?不言而喻，只能是后者。实际上在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各种形态犯罪之区别是犯罪构成的不同，这种认识的方法与我们研究构成的意义是不相符的，犯罪构成的意义一般认为有三点，一是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的依据，二是为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提供标准，三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从这些意义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犯罪构成只是为我们研究犯罪的成立确立了一个规格或标准，有了这个规格，至于怎样去认定属于何种形态下的犯罪，怎样去量刑，这不是规格或标准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想法，理论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构成、减轻或加重构成是不妥的。因为减轻或加重的事实特征不是构成因素，不能用哲学意义上量变与质变的道理去理解这个问题。量变的因素在立法时已被这一具体质的内容所包含，量变的因素仅对量刑有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