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民事权益刑法保护实务研究

5664451 · 发表于 2018-7-25 17: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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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作为社会风险防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严重的民事权益侵害行为给予了规制，让特定民事权益趋向刑法化发展，通过刑法化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由于民事权益具有其自身特点，有些犯罪行为具有其社会原因，不是单纯依靠刑法打击就能得到解决的，因此，运用刑法方式进行实务保护时，应谨慎对待，本文就从消费者权益与欠薪入罪等实务中，对民事权益的刑法保护进行了研究。
　　一、民事权益刑法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市场经济发展下，我国的经济活动更为复杂，其民事法律关系也更为多元化，因现代法律制度的局限性，致使一些特定民事权益不能受到保护，而权益者由于维权成本太高，造成大量群体事件发生，干扰了社会秩序，现有法律不能及时保护权益者的民事权益，为了有效保护权益者的民事权益，需要更具有约束性的法律介入，对现代社会矛盾进行缓解。例如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务工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大批偏远山区及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来到发达城市进行劳务活动，在2011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为2.5278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4.4%，而在2012年，农民工的规模不断扩大，总量已达2.63亿人，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983万人，并且外出农民工为1.63亿人，与上年相比，增加了473万人。我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让原来的本地性劳动性关系向外地性劳动关系转变，由于缺少熟人纽带，陌生人间的劳动关系就仅剩下用人诚信与劳动敬业精神，在低廉道德成本下，一些无良用工方就会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报酬。依据有关学者的东南沿海城市调查，在2012年1月-11月，该城市涉及企业主逃匿欠薪行为11起，金额均为6万元以上，面对这些权益侵害，很多农民工并不是选择正常的制度化方式追回自身利益，经常选择非制度化方式进行自身权益维护，企业主欠薪不给工资，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极端，不仅区毁坏了自身家庭，也毁坏了别人的家庭。在实际生活中，恶意拖欠事件还常会造成群体讨薪情况，甚至发生冲击及围堵国家机关的行为，激化社会矛盾。为了保护这些弱势群体，2011年在刑法修正案当中，把欠薪入罪，希望运用国家强制力进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如2012年1月，深圳对恶意欠薪案进行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拒不支付劳务者劳动报酬给予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判决，并处罚2万元。欠薪已由立法层面步入了司法层面，标志着法律让人们更有尊严生活的决心，不过由于刑法保护本身具有限制性，特定民事权益的刑法化，在立法上可给予笼统规定，使更多人能获得保护，在司法实践方面，要对此类犯罪规定给予谨慎处理。作文 http:///zuowen/
　　二、刑法的克制性特点
　　刑法作为所有法律后的最高强制力量，是以事后的惩罚方式进行实现的，其惩罚手段具有一定的严酷性与痛苦性，因此，其本身力量的应用应给予克制，由刑字的解释看，刑为刭也，也就是断首之意，因此，其本源有惩罚及痛苦的意思，尽管现代社会的刑法与原来刑法不同，已没有了残忍及野蛮性，不过仍保留着痛苦本性，刑法应尽量少介入到社会生活当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林山田教授就认为刑法界限具有内缩性，并非外张的，因此，刑法应是国家完成法益保护及秩序维持任务之后的最后手段。刑法仅是一个法律部门，任何法律均存在其自身调控范围，部门法一旦超越了自身临界的状态，就会影响其他法律的调控完整性，使得法律界限更为模糊，当对社会行为实施刑法时，应是宪法所允许的，谦抑原则是犯罪化重要的依据，其刑事立法原理之一为谦抑主义，刑法当中的保护性与第二性表明其只能在部门法不能保护权益人时，才能让刑法介入，通常刑法具有其他法律所不具有的优势，不过刑法的暴力性与事后性，使得刑法不适合全体的有害社会行为，其自身需要具有一定的克制性。
　　三、民事权益刑法中的保护实务问题简历大全 http:///html/jianli/
　　在司法实践当中，民事权益侵害行为通常存在犯罪及未犯罪、此罪及彼罪界限区分的问题，为了正确应用刑法，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要严格区分民事及刑法间的界限问题。
　　（一）本罪及诈骗罪间的关系
　　以恶意欠薪为例，在客观方面，本罪及部分的诈骗罪具有相似性，本罪在恶意欠薪上有下列情况：其一，要求劳务者提供劳务的起始阶段，行为人就没打算支付薪酬，仅是在言辞或者合同行动上对劳务者进行欺骗，使其相信具有报酬支付能力，当劳务者索取薪酬的时候，行为人就逃逸或者拒绝，这会构成诈骗犯罪，并不是本罪；其二，行为人没有故意隐瞒或者欺骗劳务者之意，在劳务结束后，因各种缘故，客观上未能支付，不过就是拒绝支付，这时，该行为是本罪当中的典型模式；其三，劳务者提供劳务起初，行为人并没有不支付酬劳之意，但后来因经营不善等缘故，让行为人发现本身已失去支付报酬的能力，不过继续隐瞒事实，让劳务者工作，在薪酬索要时，行为人已没有支付能力，由于其虚构支付报酬的假象，仍会构成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第一及第三种情况意在确定犯意是何时产生的，但因证据原因难以实现，而第二种状况，则是要看客观性为的，其本罪就是不支付报酬处罚的口袋罪，与违禁物品的非法持有罪相似，为保护劳务者的权益，在修正案中，并没有对何时产生恶意欠薪给予特别规定，行为人只要具有逃匿及财产转移等客观行为，就可能会入罪。

　　（二）刑法的介入程度
　　对于民事权益来说，刑法化的定罪量刑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当犯罪给公共利益带来的危害越大，其人民犯罪力量就会越强，对其制止的犯罪手段就应越强，刑罚及犯罪是相互对称的，对犯罪危害程度如何界定，是司法实践当中，进一步需要完善的。以消费者权益的刑法保护为例，对于恶劣的商业行为不仅以行政及民事法律进行规制，还需要用刑法对不法商人的消费权益侵害行为进行规制，使用刑法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刑法介入程度应给予明确规定，以销售额当作犯罪及不犯罪、重罪及轻罪判定，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对实质不合理的掩盖，由于轻罪及重罪、罪及非罪之间具有确切的区分标准，是毫不模糊的，不过形式的合理性，并不抵消实质不合理，这是由于犯罪程度的决定因素较多，包含法益性质。侵害程度、法益侵害方式与行为样态等，在共同作用下，对法益侵害程度及行为恶劣程度进行说明，以表明侵害者的行为是否要罚，以及轻罚与重罚的标准，是综合性的指标，并不是单相指标，只将销售额当作罪、轻罪或重罪的依据，是具有实质不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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