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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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在整个世界又重新大放异彩，它在中国也重新起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选择。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其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其二是来自中国的自身历史，即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这些本土的东西沉淀在岁月之中，几乎被记忆所遗忘，而一旦发掘出来，将重新激活它们，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毕竟，中国也有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
　　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有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意味着就有了纯正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因为到了本世纪初，不说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欧美诸国，自由主义也已经乱了套，产生了各种杂交和变种。欧美的自由主义，从十七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它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有美国杜威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也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自由主义。从整个世界大潮流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各色各样社会主义风头十足的时候，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倒是风雨飘摇，步步后退，不断地修正自己，弄得态度暧昧，面目不清。  http://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①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层意思：即使是颇来品，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进口的自由主义，也多是“修正”型的，而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斯密、休谟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也体会不深。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出生伊始就缺乏纯正的性质，而是杂交的产物。而且同样是杂交，西方的修正型自由主义，毕竟是从古典的一脉脱胎而来，对自由主义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如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纵然千变万化，还是守得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或面临错综局面，就会有人背离，不是鼓吹“新式独裁”，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就是放弃理性的立场，倒向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张东逊是一个深受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②  http://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从英美来的，一般被笼统地称为英美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从美国进口的自由主义与从英国进口的上有很大的差别。来自美国的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义。杜威曾经在中国呆过二年，留下了著名的五大讲演，其中就有社会政治哲学十六讲。经过其忠实信徒胡适的宣传和发挥，杜威的影响更是如虎添翼。他给中国自由主义留下的精神礼物计有三项，一是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胡适等人相信可以象知识研究那样，科学地、分门别类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二是渐进的、点滴的社会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耐心地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从文化与社会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将民主的含义大大地泛化，推广到所有的领域，使得这一本来在古典自由主义辞典中纯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因而也获得了普遍的、崇高的神圣性质。
　　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主流
　　不过，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舶来品中，最有影响的还不是美式的，而是英制的；不是大名鼎鼎的杜威，而是一个现在已经被我们忘得差不多的英国人，他就是哈罗德。拉斯基（HaroldLaski）。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他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尽管拉斯基没有来过中国，却在中国信徒甚众，而且都是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中坚人物，如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张君劢等。③他们将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广泛传播于中国，其影响之大，几乎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之主流。二十年代末，是拉斯基在中国最走红的时候。当时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讨费边主义的理论，并以此为借鉴，探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④三十年代以后，拉斯基在中国的风头虽然有所减弱，但其理论已经渗透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深处，无论是他们的政治思想，还是其社会改造方案，随处可见费边主义的深刻痕迹。  http://

　　拉斯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保留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将它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严厉批判，已经部分地（至少在伦理层面）失去了其合法性。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是同时输入中国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庄严辩护的学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苏俄式的，还是费边式或基尔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国历史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折磨人的思想困境，在二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在张东逊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尽管无可奈何的张东逊最后是以一种笨拙的时间性分段策略（即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暂时安顿了内心的困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拉斯基的费边主义，在空间的层面上巧妙地调和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使之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它的出现，自然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欢欣鼓舞，也难怪社会民主主义会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潮了。  http://
　　关于这种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潮，留英回来的萧乾曾经为它作过一个恰当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外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见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