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抑或共和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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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宪法强调自由主义，以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为核心来形塑各种制度。然而在现代社会，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面临着困境，其需要从共和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中国宪法强调共和主义，需要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弥补其不足。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有机结合。  http://
【关键词】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公民美德；责任  http://
一、 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宪法所面临的困境　   http://
　　发源于西方的近代意义的宪法主要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何谓自由主义？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对自由主义下定义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自由主义并不是由一组不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所组合而成，……因此不能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加以定义。 [1]西方自由主义者彼此之间的观点并不相同，因而认识自由主义，我们只能在具有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式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自由主义者的学说之间找到一组共同的原则或主张。我国台湾学者林火旺根据其对自由主义的解读，把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承认价值多元。自由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的价值观会因个性差异而呈现多样化。价值多元可以提供每一个人多样的选择，使个人可以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最适合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２）肯定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往往赋予个人自由极高的地位，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保障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当自由价值和其它价值发生冲突时，自由凌驾于其它价值之上。（３）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立。自由主义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都可以在不危及他人同等权利的范围内自主地生活。为了达到此目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规范时应保持中立，不能预设任何一种价值主张而给予其特别考虑；政府的责任是保障每个人在不违反公共规范的原则下都具有平等实践的机会。（４）理性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透明的秩序。每一个人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设计和安排原则上都可以理解，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理由，都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认知和接受。 [2]　  http://
　　上述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或主张反应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上，就是宪法把保障人的自由作为逻辑起点，整个宪法秩序都围绕着公民自由的实现而展开，虽然宪法中规定了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等部分内容，但其主要是作为确保自由的手段而存在。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止于干预公民自由的行使，亦即国家处于市民社会的外部，不应进入市民社会内部干预市民生活，这被奉为“政治上的箴言”。这种现象在德国魏玛宪法制定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魏玛宪法制定之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各国宪法承载着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对自由、平等价值的强调，确立个人自由、权利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承载着将自由政治化功能。宪法通过对自由，或者说对自治的承认，而把个人的自主判断和决定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并对此予以最大的尊重。“当这种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向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予以承认时，自由主义就能确立起来。” [3]借助于宪法的这一功能，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至今仍占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各国宪法之所以承载着这些功能，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和满足18、19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发展的要求，解决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在政治上，刚刚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需要摆脱旧有的封建制度的各种羁绊；在经济上，他们“相信透过商品交换的自由竞争，社会得预定、调和地发展”。 [4]　  http://

　　进入20世纪初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极度悬殊、贫困和失业困扰着整个劳动者阶级，阶级矛盾突出，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此起彼伏。资产阶级所设想的“社会得预定、调和地发展”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宪法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以保障形式上的平等为后盾，而全然没有顾及到现实中各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其结果就是使有产者获得了实际利益，但对于无产者却形同画饼充饥，因而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越受保障，矛盾就越深刻，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冲突就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宪法的功能进行调整。最早对宪法功能作出调整的是德国魏玛宪法。魏玛宪法第二篇“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中关于基本权利的规范内容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宪法。以往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集中在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这些具有消极防御性的权利方面，而德国魏玛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既保留了以往宪法中的消极权利，同时又增加了劳动、经济、文化教育等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方面的内容。与对社会权的保障相适应，魏玛宪法对具有消极防御性质的财产权、契约自由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表明，国家拟将个人的自由、权利置于整个社会中来思考其价值。同时，魏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对称性，其目的也在试图抑制个人本位式的自由主义的膨胀。在魏玛宪法之后制定的各国宪法都或多或少地规定了社会权条款，这种现象构成了现代宪法的特征。总之，魏玛宪法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调整宪法的功能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　  http://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步伐加快，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http://
　　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了衰落现象。如公民缺少奉献精神、参与社会事务的动力减弱、公共道德缺失、个人意志极度膨胀以及精神空虚等。90年代后期，美国“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和 “公民社会委员会”开展了对美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两个委员会的研究针对的是所谓的“美国进步的悖论”，即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超强，另一方面其社会病理之多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之后，“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旁观者的国家：公民不参与是如何削弱美国的及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报告，指出造成美国社会病理之多的主要原因是公民的不参与，因此应促进个人的公共活动，提升公民行为。“公民社会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呼吁市民社会：为什么民主需要道德真理》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的公民性危机首先是哲学的和道德的。报告称，自我治理所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关于有人情味的人和良好生活本质的某些道德观念所产生的结果，当人们生存的道德基础遭到忽视时，留下来的就只有力量（power）一个字了。 [5]对于美国出现的这种现象，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极度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克服这些社会弊病，不是自由主义本身能够解决的。　  http://
　　第二，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增加了属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员、物质和信息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正像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球化的世界就像一艘小船…… 如果有人生病了，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感染；如果有人愤怒了，其余的人很容易面临伤害。” [6]在面临地球变暖、环境公害以及疾病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时，人类正在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不能只寄托在限制、规范国家权力，也不能只寄托在主权国家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上。它要求在国家层面，各主权国家就影响公民权利的全球化问题共同协商和通力合作；而在主权国家内部，除了规范国家权力和国家善尽尊重、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义务外，还需要人们培养负责任的情感，象对待个人权利和私人事务一样，对共同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承担起责任。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法把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寄托在国家义务的履行上，排除公民个人的责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显然是不能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http://
　　二、西方宪法应融合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　  http://
　　面对时代提出的上述问题，很多西方学者开始转向对共和主义的研究，试探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对美国革命和宪法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8世纪英国激进共和派的思想，而不是自由主义。由此，他们引发了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一场革命；而一些政治学者和制度经济学者们也在试图用共和主义观念思考如何建构、完善制度，他们提出建设美好社会的目标不是靠掌权的少数精英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为此，他们倡导每个人都应该是制度的设计者。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认为公民精神的培养和公民美德的养成既是宪政实现的条件，又是宪政的任务。宪法学者的任务是关注如何提高公民能力和宪政意识，因为其对宪政制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评论的，新宪政论的观点“使宪政这个崇高的精英事业融入了公民生活，使所有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成为宪政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使宪政建设成为一个互动的过程。” [7]　  http://

　　现代西方学者之所以把共和主义作为诉求的典范，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人们认识到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恰恰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古典共和主义有两个核心原则，一是公共优先。所谓“公共优先”，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是指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行使公权力的公民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一般公民也应当将公共利益或公共善（public good）置于私利之上。因为“共和”（rus-publica）就其本意来讲就是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因此“共和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政府体制。它完全体现了政府应当据以建立与行使的宗旨、理由和目标”。 [8]共和国就是一个促进公共利益、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既然如此，古典共和主义者就认为，在共和国中，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更重要。亚里斯多德就曾指出只有在公共领域中，个人才能够发挥最高才能。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也认为，自由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体中才能获得。　  http://

　　古典共和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强调公民美德。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城邦或共同体代表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其目标乃在于创造一种没有支配、人们能够彼此平等相待的和平共处形态。由于公民个人是城邦或共同体的一部分，城邦或共同体自由、平等的创造和维护依靠公民在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时养成的良好的德行。公民美德具体说来，包括：（1）正义。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正义是共同的善，它是共和国建立的基础。正义体现着平等观念，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 （2）友谊。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维系共和国的纽带是公民个人之间的公民情谊，其中每个人皆视他人为自由的伙伴，这种友谊可以消除各种权利主体之间的各种纷争。（3）爱国精神。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热爱祖国的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原则。在古典共和主义者们看来，爱国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经验的政治激情，它的鞭策力可以推动公民履行公民义务。西塞罗说：“为了我的同胞公民的安全，我愿意以个人的危险换取所有人的安宁生活。” [9]对他们来说，爱国就是热爱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国”包括法律、风俗、习惯、政府、宪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　  http://

　　古典共和主义这两个核心原则，构成了共和主义理论最基本的特征，我们一般所谓的“共和精神”就是指这两个原则所蕴含的宪政价值。　  http://

　　当然，现代人对共和主义的原则有不同的评价，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对公共优先原则的强调，有人批评认为重公共领域而轻视私人领域、重集体利益而轻个体利益、个人的福祉要对公共善让步这样的公民理想可能会造成独裁的合法性。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评价的，“共和主义对于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信念具有一种专制主义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危险”。 [10]依笔者看来，正如自由主义也并非尽善尽美一样，源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共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还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克服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以解决现代西方国家宪法所面临困境的前提下，重新发掘古典共和主义原则的宪政价值仍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现代西方多数学者更主要地还是看到了古典共和主义原则的积极的一面，并提出应用共和观念形塑政治制度。我认为这种观点对现代西方国家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有意义的，不过如果只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共和主义还是不够的。共和主义原则只有被融入宪法之中，获得宪法的承认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时，宪法所面临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http://
　　三、共和主义能否为现代西方宪法所兼容？　  http://
　　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诸如：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共和主义强调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可以轻视私人利益；而自由主义则把促进私人利益放在首位，甚至当作国家的目标。再比如，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上，共和主义强调私人领域从属于公共领域，主张公民要关心公共事务，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在民主参与过程中进行所需要的政治德行的培育。与共和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强调政府的权威应局限于公共领域，非公共领域则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每一个人可以自由追求其认为最适当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反公共领域的规范，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个人活动。公民可以不必关心政治，政府也不重视公民德性的培育，等等。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在此种情况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共和主义能否为自由主义的宪法所兼容？　  http://
　　（一）历史的考察　  http://
　　古典共和国以共和主义为哲学基础，近代共和国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因此，虽然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它们都是关于共和制政府的理论，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学术关联性。就像意大利哲学家莫里奇奥?维罗里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借用了大量共和主义的原则，包括对一切形式的绝对权力的敌视、分权等。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最强健的原则是从古典共和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而由它自己构造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却是其概念中最为薄弱的部分。” [11]本文同意维氏的观点，认为历史上自由主义对共和主义原则是具有继承性的，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