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两岸司法制度之比较及其未来完善之思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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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司法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之长城，亦为衡量国力之指标，举凡民主、法治先进国家莫不以司法之良窳，作为国家现代化程度之表征，故各国恒以提升司法功能，扩大司法权之适用范围，以及戮力司法改革作为国家建设之重要鹄的。
　　台湾多年来积极以革新司法作为发展重点，在全体司法人员共同努力下，在审判独立之尊重、人权尊严之确保、司法新制之建立方面，成效斐然，对于解决当事人争议、安定法律秩序及促进法治发展上，确成效良好。（注：瘳与人：《中华民国现行司法制度》（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195～1196页。）至于大陆，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中决议以“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为主要政策，为谋四个现代化之实施，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因而恢复法院制度，重建检察机关、司法部，同时修正相关《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使司法制度有相当规模。近年来更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依法治国之总体治国方略下，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之追究制度。（注：赵秉志：〈略谈刑事司法改革的意义和原则〉，《法学家》1998年第2期。 ）所以在两岸交流频繁之今日，我们务需以宏观立场，深入探究司法制度整体之兴革和特色，以及各该司法组织、组成制度之内容优劣缺失，透过比较接触以相互借镜，促进法学交流。
　　事实上，就两岸法律结构来看，长期以来大家习惯把台湾之法律制度简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换言之，也就是以六大类基本法为框架，建构法律体系，这六法包括《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法》，依前述六大类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而各有一整套之关系法规，如特别法、通则、规则、细则、办法以及判例、解释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之法规，组成一个严密层次分明之法规体系。（注：蔡荫恩：《法学绪论》，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大陆现行法律是以《宪法》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之下有八大部门法律，即《民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法》、《婚姻法》、《劳动法》和《行政法》；以这八大类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也各建立一套法规、条例、规则、细则、办法、司法解释等不同层次之法规系统，组成严密分明之法规系统，唯大陆没有判例法。（注：程荣斌主编：《海峡两岸交往中的诉讼法律与业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对于各该法规系统之落实，亦即将实体法规运用于具体维护国家体制，解决当事人争议和安定社会秩序上，则有赖于司法制度之功能发挥。所以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权之运作，在《宪法》及法律规范下，就其组织及职能作体系之分工，透过司法机关和专门机构执法活动，表现确保人民权益及国家法秩序之作用。（注：郭介恒、雷万来、那思陆：《司法制度概论》，台北建华印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5页。）而司法制度之内容，包括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程序制度两方面，前者系关于司法机关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之性质、地位，司法机关之编制、种类，以及行使职权之原则等问题之制度；后者则为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在适用各种实体法、程序法，和处理诉讼案件或非讼事件所应遵循之某些制度，如民、刑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调解、律师等制度。两岸在不同的司法理论基础下，致其不论在司法机关组织或者各项司法程序制度，都存在相当差异，为此本文先由分析司法制度之基本概况，继而由国际社会司法改革之潮流趋势，探索两岸司法制度未来完善之方向，以供参酌。
　　二、两岸现行司法制度之检讨比较
　　（一）司法制度之理论基础
　　司法制度从广义方面观察，因涵盖司法机关之组织、职权行使原则以及诉讼制度，已如前述，但各国司法组织之构成，与诉讼制度之建立，乃根源于其指导思想，司法制度之指导思想，就是司法制度之理论基础。台湾地区之司法制度，是渊源于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之理论、权力分立之思想、民主宪政之精神以及保障人权理念而来，认为司法是体现正义的地方，基此进而建立司法独立、法治主义、司法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民主化、司法便民化等原则。而中国大陆人民司法制度之理论基础，则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司法之集中体现，早在1954 年9月15日，毛泽东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即公开宣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修正前《刑法》、《刑事诉讼法》第1条，都明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系国家和党之指导思想，也是人民司法制度之理论基础。许多大陆学者常认为马克思法学之贡献，在于提出诸如“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理论。（注：蒋立山：《马克思的法学思想》，复印报刊资料《法学》1994年第7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马克思、列宁理论为圭臬，其中影响司法制度最深者，主要有法律为阶级工具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历史唯物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法律消亡理论等。在上开概念思想指导下，其司法制度乃成为阶级社会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工具。（注：吴磊：《中国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二）司法机关之组织体系
　　一般所谓司法组织体系， 指国家应设置何种司法机关（judicialorgans），各该机关之组织编制，种类及职权划分和相互关系，可见司法体系，应以司法机关为中心。在台湾地区采行五权宪法体制下，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行使五权，其中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注：林国贤：《五权宪法与现行宪法》，台北文笙书局1986年版，第197～198页。）根据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五院虽各自独立，相互间之关系却非常密切，藉由分工合作，以建立万能政府。在台湾现行《宪法》第77条规定下，司法院固为最高司法机关，但实际并非最高审判机关，院本部并不审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判业务主要由各级法院与行政法院掌理，公务员惩戒业务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宪法解释业务由大法官会议掌理。故广义之司法机关，除司法院暨所属大法官会议、各级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外，尚包括法务部及其所属之检察、调查等机关。其中法务部之前身为司法行政部，依1928年10月公布之《司法院组织法》，最先系隶属于司法院；1980年6月29日公布修改《司法行政部组织法》为《法务部组织法》， 实施审检分隶，虽将司法行政部改组为法务部，仍隶于行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