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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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题要：本文认为，判决的正当性体现了公正与效率原则，并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正当与否是对案件的评判标准，也纠正过去对法官办案以“正确”、“错误”作为评价的观点，判决的正当与否以法官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从法官思维方式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转变的要求进行论述，全文共分四部分，一、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的关系；二、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及现状；三、法官思维方式转变的要求；四、结语。
法官在审判实践的职业活动中处理案件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点，和它区别于普通人和其它职业的要求，称之为法官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官的意识、观念或态度的自主性，即法官思想上自由，这种理性思维特点是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的，是区别于其他职业内在的质的规定性。（1）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以时代的发展，一定时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相适应的，法官思维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的价值取向、特征是通过判决这种载体表现出来，一份好的判决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展示了法官良好的职业素质，娴熟的技巧，高尚的道德和法官的人格魅力。
一、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主题，但公正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味的追求公正，可能导致效率低下，正如“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一味追求效率，也会给案件带来不公正。在公正与效率无法兼顾时，就给法官带来新的问题，在公正与效率间如何取舍？如何寻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案件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如何体现案件的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点和案件的评判标准应是判决的正当性，所谓正当性，在于判决体现了公正与效率原则，具有确定性，援引法律规则正确，符合立法的本意，兼顾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结果能为公众所接受。而法官思维方式是指法官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形式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推断，得出法律结论的过程。判决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有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两者都以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相适应，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案件判决的正当以否的评判标准，因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一致，古代中国偏重于实体结果，而忽视程序的要求，现代则要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在法官思维方式上，始终以案件判决的评判标准作为审判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2、两者都反映同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判决的正当性，以同一时期的司法制度的体系、结构有很大关系。现代司法制度较之以古代司法制度，其在体制上更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法官思维方式受司法制度的约束，因司法制度的缺陷与不合理也容易造成判决的不当。
3、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判决正当性是法官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法官思维方式的偏差也会影响案件的正当性。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法律要平等的保护每一位公民，其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正义，判决要体现公正与效率原则，这是法官思维方式的指向，也是案件正当性的评判标准。
在公众的意识中，法官扮演中立的角色，法官等同于正义的代名词，其原因在于法官是诉讼的主宰人，并于诉讼双方均保持同等的距离关系，形成了诉讼的三角制衡，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体现法律的正义。在我国，作为法官，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和随依法治国的到来，在思维方式上应加以转变以适用时代的发展。本文就法官思维方式的发展及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转变的要求进行论述。
二、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及现状
1、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审判的对象被限定在对过去行为的评价上，法官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审判受过去订立的实在法规则的约束，审判对象被限定为已现实发生的具体纠纷的事后解决。（1）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它与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中国古代从西周时期开始以礼治国，礼成为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即是治国的根本，又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礼法互通，以礼为法，礼的观念就是法的观念。汉代以后，开始礼、法结合，但“礼主法辅”，礼的精神渗透于法，形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延续至清代。（2）法官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审判虽然受订立的实在法的规则所约束，但礼的精神渗透于法，法受“仁、孝、礼、义”的道德标准所制约，道德标准高于法律标准，判决难有确定性，法官存在恣意裁判的权力，判决结果与法官的个人好恶有很大的关系，同一行为的不同审判对象会适用不同的审判标准，难有正当性而言，正如“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所说。（3）
清末、民国以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一点“法治”意识，但因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祸连年。法官办案虽然会受一定规则的约束，但基本上是处于混乱状态，唯长官意志为转移，服务于政治和战争的需要。
2、法官思维方式之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机关的恢复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刑事、民事两大诉讼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重新构建，为司法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立法、司法基础。8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开展了关于法院独立审判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后期人民法院内部开始了审判方式的改革，90年代后从审判方式改革逐步深入到审判制度的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1999年3月向第九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司法公正为主线，加大法院改革的力度，积极探索法院体制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党的十六大上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将之载入了宪法，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步认同于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国家的发展遵循法制的轨道。
在法院内部，通过多年的改革，法官的思维方式有了较大的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兼重，认识到程序公正在司法中的重要价值：即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不公影响的只是个案，程序不公破坏的是整个的机制。（4）为此，肖扬院长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永恒主题的命题，各地法院都结合实际，就如何实现公正与效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司法的透明度大大的提高了，法官的公正形象也上去了，公众对法院的各项改革也给予了认同与肯定。
在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对如何提高判决的“公正与效率”，如何确认判决的正当性，由于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没有统一的标准以供执行，法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反而产生了许多模糊，主要表现在：一、对程序公正的理解更多集中在独立审判和法官的中立制度上，而相对考虑较少的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法官不能独立的行使审判权，行政干预过大，难于保障案件的公正审判。另外认为法官只要采用了中立的立场，对双方当事人不偏不倚，就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独立审判与法官中立只是公正的外部条件，让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才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内容。还有的认识就是将程序公正简单的认为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送达与审判。二、对审判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认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居于积极的主导地位，当事人在诉讼中只是诉讼的参与人，处于消极、被动地位。从诉讼的本身和法官的中立地位来说，判决结果的产生是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活动，对自己的主张举证的结果，法官所作的判决受当事人举证、辩论活动所制约，诉讼中当事人应处于主导地位，而法官则居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三、对当事人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理解不一，导致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特别表现在那些需要进行鉴定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对鉴定不服的，提出司法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法官对申请不进行认真的审查，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就予以认可，不管申请能否成立，同一个案件事实，搞出二、三个或更多的鉴定结论，耗费当事人大量的财力与精力，直接的后果就是案件久拖不结，诉讼效率低下。四、追求案件的高质量，不轻易判决，强调案件的客观真实，牺牲诉讼效率。主要原因，一是认为案件的判决应遵循客观真实，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要一致。二是在现有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下，尤其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承担很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对一些有一定复杂程度或新类型的案件，不轻易判决，怕承担责任，为此通过提交审判委员会或多方请示上级法院方式来决定判决的最终结果，导致案件一拖就是几个月或更长时间。五、对案件判决结果的评价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与评价无非是采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这两种分法，不仅一般人这样认为，连法官自己也这样认为，没有办好或被上级法院改判的案件都认为是错案，判决不正确。实际上法官办案不应以正确或错误这样的术语来加以评价，而应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术语来评价，法官依据程序规则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有一定的差异，这是法官的职业要求所决定的，除非是法官主观故意枉法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