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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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发展演变历程中，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不同于历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独特之处。
  同历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皇位继承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曾先后出现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储制、懿旨确立嗣君等4种模式。此外，康熙帝的继位主要由孝庄皇太后而定，雍正帝则是利用康熙帝实行秘密建储计划中的失误，侥幸取得皇位。晚清三次以懿旨确立嗣君方式出现的皇位继承个案（包括未能成功的己亥建储），继承人与皇帝的辈份关系及其承继关系，也各不相同。
  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恪守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无论在实施中出现何种情况，这一制度本身，并未发生变化，其发展轨迹具有静态特征。与此不同，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呈现出不断改革调整，以便更加适合客观形势需要的演变轨迹，具有动态的发展特征。这种制度化与灵活性相结合，不拘泥于已有模式的限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原有制度及时做出更改、修订，甚至废弃的特点，反映了满族统治者的创新、务实精神。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的不断变化，实际上主要是择嗣标准的反复变化，以及储君、储权的时有时无。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选立储君的标准，有过数次改变。
  汗位推选制下，八王（诸贝勒）以贤能与否作为唯一标准，在八王范围内推选汗位继承人。
  康熙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时，以皇子是否具有嫡长身份，作为择选皇位继承人的唯一标准。
  秘密建储制下，皇帝是从选贤的标准出发，择定皇位继承人，但优先考虑具有嫡长身份的皇子。
  上述三种皇位继承形态中，择嗣标准出现了由贤能到嫡长，又到二者兼顾，既择贤而立，又重视嫡长的变化，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
  懿旨确立嗣君的皇位继承形态下，血缘关系与年龄因素，是慈禧所考虑的主要方面，即在去世皇帝无子情况下的嗣君人选，除去是近支宗室成员外，还要具有叶赫纳拉氏血缘，同时必须是幼龄。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中，储君与储权时有时无，而且两者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
  天命、天聪、崇德三朝确立、实施的汗位推选制度，以及顺治朝的皇位传承，均无储君，亦无储权。
  康熙前期与中期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公开册立储君，储权随之而生。
  康熙后期实行秘密建储计划，以及雍、乾、嘉、道各朝实施秘密建储制度的过程中，均有皇帝所暗立的储君，但储君身份不公开，因而不存在储权。
  咸、同、光、宣各朝，既未公开建储，亦无暗定储君，储权无从产生。至于己亥建储，属于特殊情况，大阿哥溥儁虽然身在储位，并无储权可言，惟有听任慈禧的摆布。
  概言之，清朝4种皇位继承形态演进过程中，在册立储君问题上，曾先后出现3次重要转折，即从不预立储君（汗位推选制）到预立储君（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又到暗立储君（秘密建储制），再到不预立储君（懿旨确立嗣君）。另一方面，储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汗位推选制）到有（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又到消失（秘密建储制度与懿旨确立嗣君）的变化历程。
  此外，东宫机构建制，即“东宫官属”的有无及其实际运作，则与储权存在与否相一致。有清一代，只有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37年期间，存在储权和名实相符的东宫机构詹事府。康熙以降，直至光绪年间，[1]詹事府虽然继续存在，但已无从司其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乾隆帝曾指出，“现在詹事官属虽沿旧制，而其实一无职掌，只以备员为翰林院升转之资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