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公平正义与司法和谐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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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而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建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更应当是司法工作的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落实到司法机制上就是要保证司法和谐。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在制度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极大权威的司法系统和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并且有了健全的律师制度；人们在思想上已普遍对法律形成了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据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中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司法和谐的构建及其进程,反之司法和谐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由此，从我国目前社会实际和司法实际出发，探究一下公平正义、司法和谐的深刻内涵及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全文共8526字）
[以下正文]
一、公平正义
正义在中文中指语言文字上的恰当与正确,或对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纠偏和匡正。比如我国唐朝有《五经正义》、《史记正义》。公平与正义合成一个词，叫做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从公平正义入手，全面系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力图为现代西方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公平正义既是构建合法社会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渗透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中，自古至今，历久常新，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问题。
（一）公平正义的表述
公平正义是一个恒古至今讨论不息的主题，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何谓公平正义，在近现代理论史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诸如“公正”、“平等权利”等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此表达的尢为清楚。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罗尔斯从设想的“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即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于“自然状态”)出发,推出公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条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条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可见,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是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贯彻差别原则,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来满足后者。
我国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坚持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公平正义。法律职业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维护公益、摒弃邪恶、弘扬正气、克服己欲、排除私利、坚持合理合法原则、平等对待原则、及时高效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当代中国而言，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和谐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和基础的地位。这就要求在司法当中，应当坚持宪法至上和法制统一原则，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公平处理和规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现代社会公平正义主要表现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征。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
第一，权利义务公正。公平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体要在权利义务上公正，它承认并保证社会主体具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并应履行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也就是要求社会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安排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应是公正平等的，它要求劳动、受教育、择业等的权利和机会不能受出身、种族、性别以及资源占拥状况等因素的限
制和影响，同时对应的与之相适应的义务也应相应对等。
第二，机会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确保机会均等，这是实现权利义务公正的前提。机会公正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的要求来看，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和不同层次不同人的需要，是一种立体网络型的公正平等。它不但要求社会多提供机会，而且要求社会制度要保证所提供的机会是公正均等的。
第三，程序公正。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活动，要求程序应当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机会公正和权利义务公正，才能保证效益的提高和增长。也就说政府不仅要保证在制度和程序面前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公正平等，还要保证社会主体享有公正平等的程序。
第四，效益公正。在市场经济中，公平正义要以效益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是要以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即必须与效益联在一起。抛开效益而言的发展和公正，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效益决定公平正义，效益的水平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另一方面，效益又来源于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就难以有效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公平正义理念———效益公正（实质上就是竞争公正和发展公正），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正，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
第五，资源分配公正。在当代，人们通常是以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作为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直接依据，这样，资源分配公正就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内涵和终极层次。分配公正与否，不仅关系到效益的高低，而且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正义，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制度和政策作用尤为重要。
第六，社会保障公正。在当今社会，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健全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以及缺乏参与社会选择、社会竞争能力----也就是劳动能力因客观机体原因有所限制的人和遭遇各种灾难的人，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保障，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公正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义务，而且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上述公平正义内容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正义体系。我国目前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资源分配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在调节过程中，在构筑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的同时，尤要重视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使公平正义最终建立在权利公义务公正、机会公正、程序公正和效益公正的基础之上。总之，司法和谐的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正义。
二、司法和谐
（一）司法和谐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求审判制度和司法当中的其它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以保障司法和谐。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以实现司法和谐，必将是我国新时期法院审判变革的重点。
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要有和谐的诉讼秩序，就要明确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协同推进行诉讼。要保障好诉讼参与人和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遵法律循情理地形成和推动诉讼参与人与法院之间和谐的诉讼氛围。诉讼参与人的共同责任是进行诚信诉讼与文明诉讼，使诉讼及时高效的顺利进行。法院在接受检察院的依法监督同时，还要注重与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协调，保证审判权与检察权互相协调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协调法院内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和谐运行。追求司法和谐在各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上，要充分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功能作用，切实把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追求司法和谐要妥善处理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立体网络状的纠纷解决机制。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保障审判透明并依法接受监督，维护和谐的诉讼秩序。
（二）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
理论界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限不同，将当前世界上的司法诉讼模式大体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类。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语为：Adversary;system），是指在诉讼纠纷的解决当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及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它要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确定争点、提出证据给法院等等。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归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
干预。所谓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大陆法系中，德语：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有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中国诉讼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目前实行的的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立法上固定下来。职权主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案件管辖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只能依据法律确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自由选择管辖法院；2、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上，法院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3、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上，法院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和提出的证据范围的限制，依职权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4、在诉讼权利的保护上，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处分权和辩论权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在处分权上当事人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辩论权上法院可超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5、在当事人制度上，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
现在使用的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旧法相比虽然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已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没有从体制上触及诉讼模式问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司法和谐应建立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我国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及法院职权再次弱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诉讼模式依然属于职权主义。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诉讼的特性、程序公正的实现不是很一致，需要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