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司法改革中的民族精神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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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改革是文化创新的过程。在构建现代司法文化的目标下，如何处理好中西司法文化的关系，就成为其中的关键问题。从民族精神视角的分析，有利于辨明司法改革的主导因素，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代写论文。
对“民族精神”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也包括一些中性的、落后的成分；狭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反映大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多数学者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很难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畴。因此，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般应从狭义上理解。[1]民族精神是指用以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柱。民族精神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沉浸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不会轻易改变。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扩散到民族意志、心理、思维等各层面。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可以激发民族的进取心，引领民族前进的方向，是克服消极颓废、腐朽落后文化的依托。民族精神也需要总结和挖掘，不会自然生成。不过，此处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其实在萨维尼的论著中，并没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为“民族性”或者“民族个性”。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灵魂。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显然在外延上要广泛得多，包括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语言、心理、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所以，民族精神虽然与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有密切的关联，但它是对民族个性的高度的概括，是在民族个性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往往与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当民族精神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时，就会像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样，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改革实际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用民族精神影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进、吸收、创新等环节出现的困难，最终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
美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民族精神的主导。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利坚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坚持真理和理想信念的思维范式得到坚持。个人权利本位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反对专制，主张分权制衡，时刻警惕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在法律领域，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分权制衡在司法制度内部结构上有鲜明的体现。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形成兼收并蓄、避免盲从、不断创新的思维范式。美国没有完全受英美法系司法传统的束缚，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不断进行司法改革。例如，在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既积极借鉴大陆法系立法优势，投入到“法典化运动”之中，明确诉讼规则，保证司法的统一性。又不是简单的采取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态度。美国司法制度的构建和改革历程表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主导着其思维范式，以包容和持续创新的思路推进司法改革。既承认英国司法传统的知识主要来源地位，又不迷信权威和模式，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前提下拿来所有有用的司法理念和制度。
日本相对成功的司法改革，也得益于民族精神对思维范式的科学改造。强烈的危机意识、生存意识、进取精神，使日本民族逐渐形成善于学习、严谨精细、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在严谨精细的民族精神影响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增添了精细化的特征，精心设置和完善自己的司法制度，非常讲究司法的精确性和效率，“精密司法”渐至成型。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偏重发现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制定严格的起诉标准，注重周密侦查、慎重起诉、细致审判，致使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高达99%以上，并且错案率极低。[3]
综合美国、日本的司法制度构建和改革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在司法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民族精神不但主导司法理念和制度的改革，更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司法改革的思维范式成为锤炼司法理念、设计司法制度的良好基础，为司法改革提供合理的思路。
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步挖掘和总结出来的，它对我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很多专家对民族精神内涵的范围理解不太一致，但几乎都将“合和”精神列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合和”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系统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世界观具有整体统一的特点，从来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思维内容的统一性，不轻易将研究的对象排除在系统之外，更容易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审视问题。其次是协调性。《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反映对世界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认识。在司法活动中追求国法、天理、人情的统一。可见，即使是在矛盾冲突中，追求协调，消解对立，也是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合和”的民族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坚持系统性和协调性，追求和谐共生，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范式，即使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也仍然深受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以往人们在谈到我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时，多强调对西方文化排斥性的一面。事实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西方文化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性，但对其包容性的一面并没有完全被抹杀。清末司法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宣告寿终正寝，向宪政之路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尽管更多地流于制度和形式，但毕竟一举奠定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础，拉开了司法现代化的序幕。[4]可见，系统性、协调性、包容性的思维尽管有时可能被对立性的思维范式所压制，但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下而得以延续。当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合”精神的科学性、进步性被人们所认识时，对立性的思维范式就逐渐丧失精神层面的基础，思维的理性精神就取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