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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事义务包括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流行的公司法理论普遍忽视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研究，更不能为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提供合理化解释。虑及法益衡平原则及诚实信用理论、后契约义务理论、信义关系基础放大理论以及职务影响（行为）惯性理论的要求，应当对董事的离任义务进行立法规制。但在界定董事的离任义务时，应注意处理好离任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与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的关系，对于经济活动自由权中的一般劳动权应当给予充分尊重。董事离任义务的范围应小于在任义务，是"压缩了的在任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的离任义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对董事离任义务亦仅有零星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应加以修改完善。
[关键词]董事 离任义务 立法规制
; 从时间维度而言，董事负担的义务可分为两大类，即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在任义务是指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应承担的义务。离任义务，是指董事从公司去职以后所应承担的义务。董事义务与董事身份具有密切联系，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义务。因此，各国公司法几无例外地承认"董事义务始于任职"，并且大多对董事在任期间的义务作了详尽罗列，此种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对董事权力的赋予。（注：正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传统公司法"首先是强化董事的义务而不是强调董事的权力。"参见张民安著：《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与此相适应，学者对董事在任义务的研究亦可谓"趋之若骛"。问题是，董事离任以后是否仍然应当对公司或其股东承担某种义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种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何在？立法规制的原则和方法如何？离任义务的范围多大？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均有待研究。本文拟从立法规制的角度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一初步探讨，兼及我国《公司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 一、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传统理论的危机及其重构;
; （一）对董事义务理论基础的传统解释及其危机;
; 1.大陆法系国家的解释;
;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理论多以民法中的"委任说"和"代理说"作为董事义务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是民法中的委任关系或法定代理关系。（注：参见范健、蒋大兴著《公司法论》（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393页。）因此，董事应当根据其受任人或代理人身份，承担受任人或法定代理人的义务。而所谓委任关系和法定代理关系，系产生于委任契约和法律规定。前者是基于高度信赖而由双方行为成就的法律关系；后者是以双方行为为基础，根据法定的单方授权行为产生。以此理论显然难以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因为，董事离任以后，其与公司之间即不再存在委任契约和法定代理关系，自然无须承担所谓受任人或代理人的义务。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普遍未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出明确的要求。;
; 2.英美法系国家的解释;
; 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理论多以"信义关系说"作为董事义务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是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注：公司和董事之间的此一信义关系，我国学者常以信托关系称之。但据有关学者考证，"信义"一语使用范围更广，在英美法系国家现被广泛用于代理法、合伙法、公司法、甚至银行法领域，其具体含义视特定法律关系而定。因此，在公司法领域中解释董事与公司的此种关系时，将其称为信义关系更为妥当，故本文亦称之为信义关系。前述观点详见张开平著：《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因此，董事应当根据其受信人(fiduciary)的身份，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所谓信义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non-arm’s lengh)的法律关系。即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处于弱势地位，受信人作为权力拥有者具有以自己的行为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必须承受这种法律后果。法律为了保护受益人或委托人的利益，防止受信人滥用其权力，以确保双方的信任关系，即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或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注：参见张开平著：前揭书，第151-152页。）信义义务源于衡平法中的信托法，是信托法规则和理念在公司法中的类推运用。以"信义关系说"来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也面临诸多理论难题：;
; 首先，信义关系的基础是当事人间的差别地位，即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处于弱势地位。但在董事离任情形下，相对公司而言，离任董事并非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有时反而居于劣势。因此，将离任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信义关系，并赋予离任董事信义义务缺乏客观基础；其次，信义义务源于信托法，基于信托的一般理念，无论对信义义务做何种解释，均应包含依赖的成分，即信义义务是出于对受信人的某种实实在在或推定的信赖而生的义务。但董事的离任，往往不是因股东（或公司）对其丧失了信任，就是因其本身对所任职的公司失去信心，因此，信义义务所赖以成立的某种程度的信赖，在离任董事和公司之间可能并不存在。;
; 正基于此，英国法院在1986年的Island Export Finance Ltd v.Umunna一案中曾明确拒绝以信义义务约束离任董事的行为。该案的案情如下：;
; Umunna原是IEF公司的一名经营董事。1967年他为IEF公司与喀麦隆邮政局签署过一份契约。1977年他因与公司不和而辞职。随后他用自己公司的名义从喀麦隆邮政局得到两份订单。IEF公司指控Umunna违背对IEF公司的信义义务。法院驳回了这项指控。Hutchison法官认为，一个公司的董事不能仅仅因为他曾与公司之间存在过信义关系，在他辞职后就拒绝其利用他在担任董事时所获得的知识去寻找商业机会。（注：当然，在本案中，法官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详细内容可参见张开平著：前揭书，第269页。）;
; 从Hutchison法官的论述看，显然他并不认为离任董事与公司之间仍存在信义关系，按这一逻辑，离任董事自然无须承担基于信义关系而生的信义义务。
;3.小结：传统解释的危机根源;
; 综上可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解释，都无法为董事的离任义务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因为，两大法系有关董事与公司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论无一例外均是建立在在任董事基础之上的，是针对在任董事的地位，为解释在任董事的义务而构建的，这些理论本身在逻辑基础上存在先天的缺陷，自无法直接类推于解释离任董事对公司所负担的义务。相反，依据这些理论，只能得出"离任董事对公司无义务"的结论。因此，董事的离任义务不能从传统理论寻求支持，必须有新的解释依据。;
; （二）董事离任义务理论基础的重构：从民法、合同法、信托法和公司法角度观察;
; 如果对离任的董事的行为不作任何规制，显然不利于全面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和促使董事为公司恪尽职守，因此，为解决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的公司法学者都作了一些探讨，但就笔者所接触的材料而言，这些探讨显得比较零散，并且，有些讨论并非直接由董事的离任义务引发。笔者认为，如果从民法、合同法、信托法和公司法等诸多法域探寻，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 1.民法基础：诚实信用理论;
; 诚实信用原则被学者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白地委任状"、"白纸规定"。"帝王条款"一说足以反映其地位之高，而"白地委任状"和"白纸规定"的说法则表明其具有赋予法官对各种法无明文规定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因此，可以说，诚信原则是现代民法的灵魂。但是，诚信原则此种地位的奠定，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期。在早期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英美法的契约理论中，诚实信用只是契约履行的原则，只适用于契约法领域。直至1911年《瑞士民法典》的出台，诚实信用原则才成为可适用于整个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注：参见傅静坤著：《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9页。）董事离任以后，其与公司之间属于平等的民（商）事主体间的关系，因此，应可适用诚信原则解释离任董事在有关法律活动中对公司所负担的义务。;
; 在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中，诚实信用具有基本原则的地位，因此，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解释我国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当无疑义。;
; 2.合同法基础：后契约义务理论;
; 在以委任说解释董事地位的大陆法系国家，可以以"后契约义务理论"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后契约义务理论衍生于诚实信用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重现。在古典合同法理论中，盛行着一句法律格言，即"无合同，即无义务；无义务，即无责任"。因此，无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一般无合同义务，合同关系终止一般也导致合同义务的终止。依此类推，在不存在委任契约的离任董事和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合同法上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与诚实信用原则逐渐从个别民事法领域演化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的进化历程相适应，这一原则也开始在合同法领域发动了"攻击"，其直接后果是使其适用范围从契约履行领域，迅速扩展到契约成立前的领域，乃至契约终止后的领域。前者表现为前契约义务和缔约过失责任逐渐得到各国立法的承认，后者表现为后契约义务或契约终止后义务的确立。（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中的这一发展，有人曾作过非常明晰、具体的描述："……在合同法领域，诚信原则作为最高阶位原则的地位已牢牢树立了。只要当事人一进入合同谈判阶段、直至合同履行完毕后，都受到诚信原则的规制--当事人必须建立起一种能为诚信原则所接受的法律关系，因为不论在合同缔结前、履行过程中或履行完毕后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诚信义务（一般而言，这些诚信义务是在当事人约定的契约义务以外由法律强制补充的），即前契约义务（主要是诚实缔约义务和保密义务）、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及后契约义务（指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任何一方违背了上述诚信义务都有可能被宣告为违法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参见张式华、谢耿亮：《诚实信用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地位及其适用述评》，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这一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因掌握了"衡平法工具"而对诚实信用原则一直不太注意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在修改其商事立法以回应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扩展趋势。如《美国统一商法典》1997年修改稿明确规定，合同终止后有关保密义务条款、不揭示和不竞争义务条款、法律选择和法庭选择条款、仲裁条款以及提供或限制救济条款仍然有效。（注：参见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这实际上也是对后契约义务的一种承认，即以强行法的形式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关系终止后仍然承担某种义务。这些特殊规则的确立使古典合同法所谓的"无合同即无义务、责任"的观念被突破，也为董事的离任义务奠定了合同法基础。易言之，在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任契约终止后，根据诚信原则所衍化的后契约义务规则，离任董事仍需承担某种合同法上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基于契约的约定而是基于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产生的，故不是合同上的义务，而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
; 在我国，通说亦认为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委任关系，并且，新修订的《合同法》第92条明确规定了后合同义务，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表明，后合同义务的根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注：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曾将"合同的性质"与诚实信用、交易习惯一并列为后合同义务的理论根据，后可能虑及"合同的性质"一语难以操作，故予以删除。起草过程中的上述规定参见梁慧星：《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载于其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董事在与公司的委任关系终止后，应据《合同法》承担后合同义务。《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为规制我国董事的离任义务奠定了另一理论基础。;
; 3.信托法基础：信义关系基础放大理论;
; 前已述及，将信义关系单纯解释为一种不平等关系，难以证明离任董事对公司所负担的义务。为此，英美法系国家学者提出了诸种理论对信义关系的成立基础进行了修正、放大，其中，对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较有帮助的为不当得利理论(Unjust Enrichment Theory)、商事功效理论(Commercial Utility Thory)和权力与自由决定权理论(Power and Discretion Theory)，以下简要析之。
;(1)不当得利理论;
; 该理论认为，信义关系在一个人获得了正义要求属于另一个人的财产或其他利益时存在。此种理论最早由Fry J.在1879年提出。（注：See Ex Parte Dale Co.(1879)11 ChD.772,776.转见于张民安著：《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根据这一理论，法庭的作用是判定在公平法上或衡平法上离任董事所取得的有关利润或其他利益，是否属于公司所有？如答案是肯定的，则表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信义关系，离任董事应当承担信义义务。;
; (2)商事功效理论;
; 该理论认为，当法庭认为有必要使一个人或某种类型的人在保护商事企业完整性的利益中遵循比道德或善意的标准更高的标准时，则法庭会主张在这些情况下存在信义关系。（注：See Weinrib,E.J.,The Fiduciary Obligation[1975]25 V.t.l.j.p.53.转见于张民安著：前揭书，第165页。）此种理论注重考量商事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判定信义关系是否存在。就离任董事而言，如果法庭认为为保护公司的完整性商业利益而有必要令其作出某种行为时，则法庭会判定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信义关系，离任董事应当承担某种程度的信义义务。;
; (3)权力与自由决定权理论;
; 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享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力时，则彼此存在信义关系。（注：See J.C.Shepherd,The Law of Fiduciaries,1981,The Carswell Company Limited Toronto,Canada,P.98.转见于张民安著：前揭书，第167页。）该理论的实质是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力会使另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发生改变，故对此种权力的行使必须附加一定义务，以维护受该种权力影响的人的利益。根据这一理论，当离任董事仍然具有控制公司的权力时，则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信义关系，离任董事应承担信义义务。当然，此种权力在多数情形下并非"法定权力"，而是"事实权力"。;
; 综上可知，诸种放大信义关系基础的理论，实质上是主张在特定情形下推定信义关系的存在，从而弥补传统理论对董事义务理论基础解释上的欠缺。虽然，这些理论的最初构建未必是为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但其在客观上的确为董事的离任义务奠定了信托法上的理论基础。;
; 4.公司法基础：职务影响（行为）惯性理论;
; 根据一般法律理念，义务与权利相伴。由此推论，在与公司的职务关系终止后，董事对公司无法定权利，自无法定义务。但职务关系不同于一般雇佣关系，职务权利及其影响具有天然的惯性力。董事离任以后，基于其在公司任职而产生的权利及其影响并不会因其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解除而自动终止。此一惯性力一旦被离任董事不当使用，则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顾及权益平衡，为防止离任董事滥用权利，损害商事企业整体利益，有必要为离任董事附加适当的义务。;
; 以上论及的只是关涉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的若干方面，除此以外，民法中的表见代理（表）理论、劳动法中的雇员理论以及有关商业秘密的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为董事的离任义务奠定了基础，囿于篇幅，本文只是择其要者简述如上。;
; 二、董事离任义务立法规制的原则、方法和范围;
; （一）立法规制的原则：法益衡平原则;
; 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立法规制涉及到两种基本法益，即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和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是否规制以及如何规制董事的离任义务，实际上涉及到法律的钟摆如何在这两种法益之间定位和衡平？为此，必须分析这两种法益的性质和受法律保护的力度。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是一种商事权利，属于受公司法保护的企业法人财产权范畴。而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则较为复杂，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1)为满足个人生存需要而享有的基本的经济活动自由权；(2)为实现个人价值需要而享有的额外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前者集中表现为一般劳动权，后者表现为创业权、竞争权、以及商事管理权等特殊劳动权。一般劳动权是由宪法、劳动法保护的基本人权，是一旦缺乏则会影响劳动者生活和生存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些权利自然不容剥夺；特殊劳动权是由其他特殊法律部门如公司法、企业法、竞争法等予以特别保护的劳动权利，其对劳动者基本生存利益的影响不若一般劳动权明显。可以说，与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相比，一般劳动权属于高位阶的权利，应当受到更为强而有力的保护。因此，当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和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发生冲突时，对于属于一般劳动权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应当给予优先保护，而对于属于特别劳动权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则视立法政策所需，可以给予保护，也可以令其让位于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
; 传统公司法显然较多关注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因此，对董事的离任义务未作太多的规制。这一策略存在两大问题：(1)事实证明，站在宏观经济背景下考察，此种单向度的规制思维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在许多情形下，离任董事不是缺乏经济活动自由权，而是有太多的经济活动自由权，以致该种权利常常被滥用而损害无辜公司的利益；(2)此种规制策略未对离任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作分类考察，并分别设定不同的调整策略，显得过于粗放。尽管这种立法思维与"财产权应当受到适当限制"和"法律应当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保护"的社会法学思潮相适应，但对离任董事此类"特别的劳动者"而言似乎有点保护过度。因此，现代公司法在离任董事滥用权利的压力下，已经逐渐树立公司利益整体保护和持续保护原则，开始对离任董事不受拘束的经济活动自由权进行干预。典型的成文立法如欧盟《第5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第10a条和第21q条的规定：（注：该文件的全称为《根据〈欧共体条约〉第54条制定的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及其机关的权力与义务的第五号公司法指令草案修改稿COM(91)372号最终稿》，参见刘俊海译：《欧盟公司法指令全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24页。）即无论是在双层制还是在单层制中，"经营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所有成员应当在充分考虑股东和职工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最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原则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应当对具有保密性质的公司信息保持应有的判断力。即使在其职务终结后，该义务仍应继续适用。"
总上可知，基于法益衡平原则，必须对董事的离任义务进行立法规制，而且，考虑到离任董事和公司权益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应根据具体权益的性质，分别设置解决冲突的法律规则。原则上，对离任董事的基本经济活动自由权应当给予充分保护，离任义务的界定不能损害离任董事该类权利的行使；但对额外的经济活动自由权则可据立法政策给予适当限制，以确保商事企业整体的财产经营权。;
; （二）立法规制的方法：法律的和契约的方法;
; 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立法规制方法有两种，即法律的和契约的方法。所谓法律的方法，即出于立法政策所需，为维护商事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以强行法的方式明确规定离任董事应当承担某些义务。以法律的方法规范董事的离任义务，往往是出于保护商事企业整体利益所必需，并且，这些义务的附加并不会影响离任董事一般劳动权的行使。所谓契约的方法，即对离任董事的某些特定行为是否作出约束交由当事人自决，法律不作强行干预。易言之，是否将这些行为界定为义务，取决于董事是否与公司存在此类约定。以契约的方法进行规范的离任义务，往往涉及到董事的基本劳动权，难以以强行法形式进行剥夺或限制。当然，此处所谓的契约，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包括董事和公司之间的委任契约以及具有一定契约属性的公司章程。;
; （三）立法规制的范围：在任义务的分析与考察;
; 董事离任义务的范围与在任义务的范围有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离任义务以在任义务为限，不能要求离任董事承担比在任义务更为严格的义务，这是由"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所决定的。董事离任以后基本无权利可言，如果令其承担比在任义务更为严苛的义务，显然毫无法理根据。因此，较之于在任义务，离任义务的范围具有限缩性特点。问题是，哪些在任义务在董事离任以后应当予以压缩？为此必须研究在任义务的性质和内容。可见，设计离任义务范围的支点在于对在任义务的分析和考察。;
;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将董事的在任义务概括为两方面：其一，忠实义务，即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为公司的最大利益服务，不得使自己与公司的利益处于冲突之中。（注：参见（英）R.E.G.佩林斯、A.杰弗理斯著：《英国公司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24-227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董事必需依照法律和章程行使职权，不得越权；(2)董事应当避免与公司进行非法的利益冲突交易，诸如竞业禁止义务、不得进行非法的自我交易、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不得贪污、挪用、侵占公司财产、必须保守公司秘密等等；其二，注意义务，即董事必须以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履行其职责。注意义务比较抽象，而且该类义务是以董事职位作为衡量履行与否的标准，因此，在董事离职以后，注意义务就失去了参照系，此时要求离任董事承担公司董事一般的注意义务，谨慎、勤勉地履行董事职责，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董事的离任义务主要是有关忠实义务的延续，故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立法规制也主要应围绕忠实义务进行设计。当然，没有必要将所有忠实义务均规定为董事的离任义务，原因有二：(1)须为离任董事的一般劳动权的行使设置必要的空间。不能给其设定过多的义务，以致影响该类权利的行使；(2)有些在任忠实义务（如挪用公司财产），在董事离任以后并无实施的可能，自无将其设定为离任义务的必要。因此，精确地说，离任义务的范围应当是"压缩了的在任忠实义务。" ; 四、我国有关董事离任义务的立法现状、缺陷及其完善;
; 我国有关董事义务的规范性文件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到境外上市公司必备条款》等规范性文件中，故下文对我国董事离任义务的考察主要围绕这三个文本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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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4 17: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