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构建劳动教养的司法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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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建议和方案，但学者们的改造思路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即刑罚体系的角度考虑劳动教养制度的配置，或者将劳动教养归属于一种刑罚措施，或者将劳动教养定位为保安处分。显然，这仍然是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理论进路。实际上，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机理缺陷，不仅体现在实体层面上的性质归属不清，而且表现在程序设计上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因此，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不仅需要从实体层面上厘请劳动教养的性质，而且需要从程序层面对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予以规范和重构。我们认为，劳动教养作为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从程序法的角度说，不管是将劳动教养定位为刑罚措施，还是保安处分措施，关键的是必须对劳动教养的实施贯彻司法审查原则，即必须由法院经过审查后才能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
　　一、透析现行劳教制度的缺陷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劳动教养制度诞生之初，主要是为应付反革命案件而设。根据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教养制度设立之初，对于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劳动教养制度逐渐演变为一种惩戒和改造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常习犯”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同时，劳动教养对被劳教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性也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其作为一项行政性措施所需的限度，而且其适用程序也越来越简化而缺乏有效的监督。总之，在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下，被劳教人员的地位趋于恶化、其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于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普遍反思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  http://
　　从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的运行效应来看，已经展现出了以下两个机理缺陷：
　　一是在实体层面上，劳动教养的性质归属不清。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明确宣称：“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而且在实践中，颁布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规章的多是行政机关。因此，劳动教养似乎应当是一项行政处罚措施。但是，劳动教养性质中的行政性与劳动教养的现实所反映出的劳动教养性质的应然性相去甚远。从劳动教养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性程度来看，它远远超越了行政处分的范畴，而与刑罚大同小异，甚至比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从这一规定来看，劳动教养对被劳教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最高可达三年，这就使劳动教养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限上甚至比管制、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罚措施更长，而且两者在人身强制性的严厉程度上并无明显差别，这些特征使得劳动教养实际上很难同刑罚措施区分开来。也正因为此，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司法悖论：比如一些被劳教人员宁愿就重（刑罚）避轻（劳动教养），或罪行重者（主犯）处罚轻（拘役），罪行轻者（从犯）处罚反而重（劳动教养3年）；或作一次违法行为，处罚重（劳动教养3年），在劳动教养期间逃跑再犯罪，处罚反而轻（有期徒刑，可能较之作一次违法行为提前获得人身自由）。 论文网 http://
　　二是在程序层面上，劳动教养的采用缺乏法院的司法审查。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的审批权限确定为：由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批准。但在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据此，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际上是由公安机关一家在对劳动教养的采用进行审批。由于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一家决定，而且决定往往是通过书面审查的形式进行的，被劳动教养人在其权利被剥夺以前未经过任何的听证程序，决定的做出也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就使被劳教人员在其人身被剥夺以前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同时也为公安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司法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劳教腐败”（广义上也是司法腐败的一种）也是由此而来，可见，缺乏司法审查机制的劳教制度对公民的人权保障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二、构建劳动教养制度的司法审查机制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机理缺陷也正是我们制度变革的目标和方向。从学者们目前的改造思路来看，主要是从界定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入手，根据性质的定位来设计相关的制度架构。如有的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与刑罚大同小异，甚至比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劳动教养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刑事处罚。因此，主张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刑罚体系内进行重新配置；也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惩罚已然之罪，而是防患可能之罪，因此，劳动教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造成为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而纳入刑事制裁体系。  http://

　　但是，从学者们目前的改造思路来看，仍然坚持了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理论进路。实际上，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机理缺陷，不仅体现在实体层面上的性质归属不清，而且表现在程序设计上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因此，改革劳动教养制度，不仅需要从实体层面上厘请劳动教养的性质，而且需要从程序层面对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予以规范和重构。我们认为，劳动教养作为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从程序法的角度说，不管是将劳动教养定位为刑罚措施，还是保安处分措施，关键的是必须对劳动教养的实施贯彻司法审查原则，即必须由法院经过审查后才能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而不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审批程序违背了司法审查原则——这一刑事司法原则的基本要求。
　　所谓司法审查原则，是指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它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它强制性侦查措施。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实体性强制处分——刑事制裁措施的采用必须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
　　处罚作为责任非难的一种形式，以剥夺被制裁人的一定利益为内容。刑罚作为国家处罚违法行为的最严厉手段，其适用将给被告人造成剥夺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严重后果，因此，其适用在程序上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具体而言，国家应否对公民施用刑罚，不能由提起控诉的检察机关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由作为第三方的、相对中立的法院经过一定的审理调查程序后才能加以决定。实际上，国家之所以在检察院之外还设立法院来参与刑事诉讼，就是希望通过法院的介入来对检察院前一阶段的追诉效果进行审查，以确保追诉的公正性。这是因为，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个人，还对国家法秩序造成侵犯，因此，国家以检察院为代表向被告人提起控诉，检察院作为追诉者实际上处于案件的当事者一方，而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检察院作为当事人是不能决定刑罚的执行的，如果由检察院来决定刑罚，难免会因其追诉者的心理和地位产生适用上的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