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司法公正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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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一个案例谈起[1]
　　先来看一个案例：甲方在本地开户银行存款450万元作为保证金，开出银行汇票，同乙方做钢材生意。后该汇票从乙方转到持票人丙方的手中，丙方在外省向另一家银行申请贴现。汇票贴现之后，贴现银行向出票银行发来收款委托书。但是，出票银行暂未付款。理由是：出票银行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甲方与乙方经济纠纷案件，查封了该汇票，法院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撤消了贴现银行对该汇票的权利，并将汇票的保证金划给了甲方。看到这类的裁决书，笔者难以理解：该地方法院和该法官办案好像没有了“底线”。为什么会给人造成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个除权裁定书失去了基本的公正标准。就好像下面的情况没有多少区别：假如甲方住在旅店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做出裁定，判决乙方败诉，而且，还判决酒店无权向甲方收取房费。再如甲方在饭店用餐期间，同乙方签订了供销合同。后来甲乙双方发生了纠纷，甲方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裁定，乙方败诉，并且，还裁定饭店无权向甲方收取餐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有出租车、飞机航班、商店等。更何况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在市场上等于现金，银行对汇票的贴现等于贷款，该法院怎能将银行对借款人收回贷款的权利除掉了呢？这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该法院应该是知道的。据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该法院的裁定书，要求撤消对贴现银行除权的裁定。但是，保证金已经划回给了甲方，甲方由于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没有偿还能力。该法院无法再将甲方的资金执行划转。由于该法院的除权裁定，造成出票银行对贴现银行要履行垫付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该法院面临行政诉讼。法院败诉后，将履行国家赔偿责任。由于该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所以，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不理想。 代写论文 http://

　　二、什么是公正的“底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稳定发展的势态。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有许多生产要素起作用，也有政府与社会综合要素起作用。其中，也离不开我国司法对经济发展中的稳定与保障作用。对于这一点，国际早有公认。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的波斯纳先生，在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次讲演中，举出中国与印度司法比较。他认为，人们虽然普遍认为印度司法人员受英国普通法训练，司法经验连续，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中国司法人员法律训练恢复时间没有印度长，司法经验也积累不多。但是，中国在近20年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印度，这说明中国司法对经济发展是促进的。[2]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法院审理的一些票据案件过程中，司法公正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一些不尽如人意个别案件，被媒体公布后，就会给社会大众一个明显的感觉：似乎一些司法机关或法官做事，没有了“底线”？
　　什么是司法公正的“底线”呢？笔者采用“底线”，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司法办案要具有的最起码的程序标准。假定将司法公正性分为两个级端：“0”代表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最低公正的程度，“1”代表被社会接受的最好的司法公正的程度。[3]在“0”至“广之间，可以分为若干个级别。这样，”0“就是司法公正被社会接受的”底线“。低于”0“，就出现负值，就没有了公正的”底线“了。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问题时，大家都是在这条”底线“之上，也就是在”0“以上的基础上讨论公正问题的。司法公正用”0“来衡量的话，”0“表示的公正”底线“，就是司法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司法活动不能越过程序和诉讼管辖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会突破”底线“。  
　　三、研究“底线”问题的重要性
　　研究司法公正的“底线”的问题，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对市场经济稳定与发展有意义。例如，上述案件引起的潜在问题，是相当严重的。首先，该案涉及到我国国有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问题。由于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被市场认同的程度高，如果案件处理不当，对我国商业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会造成重大损害。[4]如果人们不敢接受银行承兑汇票的话，市场中的大额交易，就要被迫退回到使用现金，退回到用旅行袋携带现金的年代。其次，该案还涉及到银行结算体系稳定与安全。如果在一般民事案件中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涉及刑事问题）的情况下，将贴现银行对汇票收款权利除权，将对银行结算体系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这个案件，有必要研究突破“底线”现象反映出的内在原因。特别要研究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与突破“底线”现象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四、为什么会突破“底线”
　　从逻辑上推理，有两种可能的推定。第一种推定是，该法院或该法官不知道他们的除权裁定书超越了诉讼界限。另一种推定是，他们知道超越了诉讼界限，硬是要这样做。 论文代写 http://

　　按照第一种推定，该法院和该法官不知道这种裁定书超越诉讼界限。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了，解决这个问题也相对容易了。我们可以通过业务培训，学习有关银行专业知识，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就可以解决“不知道”有关的“底线”在那里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个推定难以成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票据法，适用的司法解释》已也颁布。高法还下发过专门的学习材料，地方法院也组织了学习。所以，推定该法院或该法官“不知道”，就难以成立。另外，即便是个别法官出于万一的特例，真的“不知道”的话，出票银行也可以对该法院和该法官做出解释。银行直接向法院说明情况，这是最直接的信息传达。如果该法院或该法官在已获得有关金融业务信息的情况下，硬要做出这样突破“底线”裁定的话，就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了”。所以，第一种推定不能成立。
　　按照第二种推定，该法院或该法官“知道”这样做是超越诉讼界限的，后者他们不听银行的解释，硬做出了这样的裁决书。这个情况反映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解决问题也不容易了。因为，明知故犯只能说明该法院或该法官，可能受到某种利益驱动而为之。笔者有三种推断：第一，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干预，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该法院才发出这样的裁决。第二，该法官被甲方当事人“寻租”，只考虑甲方的利益。第三，该法院被甲方“寻租”，为了法院“单位发展的利益”，而发出这样的裁决。无论上述何种推断，利益驱动竟然可以使该法院和该法官超越司法程序，超越诉讼界限，超越《票据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案件。这说明在该法院或该法官心目中，有比“司法公正”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便是：地方的利益，或者是法院“单位的利益”，或者是法官的“个人利益”。  http://
　　为什么这些“利益驱动”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我们的司法制度设计，司法公正是最基本的要求，制度要设计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惑法院或法官偏离公正，而追求其他利益。当我们检视我们的司法制度设计时，不难发现，我们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给地方政府的“地方利益”，也给法院的“单位利益”，又给法官的“个人利益”留下了空间。由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