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葫芦案”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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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案与司法公正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主要讲的是贾雨村初到应天府就职接到一桩案件，没落乡绅之子冯渊因与金陵一霸薛蟠争买奴婢英莲而被薛蟠打死，冯家的人告状无一年无人作主现寄希望于新知府贾雨村，贾雨村听取案情立即准备拿人，但因门子及时暗示而宣布退堂，堂下受门子有关护官符的一番点拨后贾雨村改变主意，依照官场潜规则将此案草草了结。尽管此案只是曹雪芹笔下虚构的一个故事，然而这个虚构的故事作为现实主义巨作《红楼梦》中最为著名的案件之一，它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腐败、官吏昏贪、司法黑暗。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既有助于我们认识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落后与腐败，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的司法公正作出一番新的思考。
　　清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分别行使审理、复审、监察之权，这一层面制度较为完善。地方司法机关主要分为四等，总督、巡抚是第四审级，主要审核按察使司判决的案件，并有权审判犯罪的地方官吏。省按察使为第三审级，专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督府的下属机构。在这两级审判当中，司法公正较易实现。再往下，府为第二审级主要受理县上报的徒以上案件，州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徒刑案件。这两级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高度合一，也就是说府、州、县这一级的主管人即知府、知州、知县，他们要直接审理案件，案件是否成立，被告人有罪无罪，如何判刑，都由他们作出决断。行政与司法的高度合一对贾雨村此类地方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清王朝继承了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并且逐渐僵化为只考《四书五经》，并只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解经的唯一标准，考试分三场，首场即位作八股文，能否考中基本取决于八股文作的如何。科举考试中对司法知识的要求极为低下的这一特点早已决定了大部分文官法制素养的缺乏，一个拍着惊堂木大吼从实招来的文官背后常常有着司法专业知识缺乏的心虚，这种无知造成了文学作品中无数的冤假错案。进士出身的贾雨村更多的是书生，是儒生，对官场和司法大环境的认识甚至不及一个门子，所以才有了门子对他竟然不知护官符一说的吃惊，所以，也才有了他接受门子提出的在堂上设乩坛占卜结案的荒诞。
　　倘若司法人主观上学识、经验、能力不足，但有客观、准确、易操作的司法制度与程序作为凭借，贾雨村的 葫芦案也未必能这么随意作出了结。其时司法制度与程序如何？第四回中涉及较多的仅有证据制度，我们不妨作一分析。第一，贾雨村听完案情后大怒，立即发签着公人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拷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拷打审问。封建社会刑讯逼供合法化是很多冤案的根源，清朝四大著名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中杨乃武就是被刑讯逼供问成死罪。大刑伺候往往要一直使到口供完全符合地方官的需要为止。第二，自秦代至清代的证据制度，虽也重视现场勘察或实证，但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要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一项重要根据。《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也就说假如被告人不供认就不能定罪，假如被告人一供认就可以马上定罪。这就表明了 葫芦案中无论如何是没法定薛蟠罪的，薛蟠作为被告人早去远方逍遥了，即使他在此地他也不可能认罪伏法。第三，为了顺利结案，贾雨村与门子甚至借助怪力乱神。 横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人类历史两大阶段的神示证据制度在现在看来是荒谬愚昧的，其对司法公正的破坏早被人们共知，但它在这里又一次被附用。这样极端荒谬、毫无意义且最为形式的证据在此案中却有着终局性的效力，反映了其时百姓对法的无知，这种无知也是司法不公得以存在的大环境之一。
　　以上分析了贾雨村断出葫芦案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两大原因，是否客观上解决包括证据制度在内的司法制度的缺陷，主观上解决司法人的职业能力不足等问题，葫芦案就不再上演？事实上，建国以来这两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但是，当代版的葫芦案却再三上演。也就是说，在葫芦案中定有更深层次主客观原因未被解剖出，而这个原因才是致使葫芦案非自清朝始，也非清朝终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简言之，权钱交易凌驾于司法公正之上。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某种程度上说，与权最密不可分的就是钱。薛蟠打死冯渊之后像无事人一般自顾带着母、妹去远行，他认为自有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这些小事既不值得他逃走也不值得他留下，这么张狂这么放肆所仰仗的就是一个字钱。《红楼梦》一书中，薛蟠以钱来摆平官司绝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正因为他知道钱能够解决得了，所以人命他才敢视为儿戏，正所谓旧社会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此案审判者新知府贾雨村恰恰正是贪钱之人，书中第二回写道他上任不久就被革职的一大原因就有贪酷之弊，可见，他本性就是贪婪敛财之辈。此次葫芦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