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杨涛：司法制度须不断针对冤案错案打上“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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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司法制度须不断针对冤案错案打上补丁
河南柘城鹿邑5农民冤案，与震惊全国的赵作海冤案惊人相似。两起冤案，均由柘城警方一手制造。虽然，张振风案与赵作海案一样充满戏剧性，同样的死人复活或真凶再现才得以洗冤。但是，张振风比另外几件案件更令人惊悚在于，当年柘城县公安局对5人DNA鉴定已排除了5人的强奸犯罪嫌疑，但该结论被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余鹏飞等人隐匿。
　　DNA鉴定，在现代侦查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位。司法人员根据曾被隐匿的DNA鉴定，发现抓获真凶，足见此证据之重要。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份证据，居然被警察所隐匿，警察可谓是胆大妄为。余鹏飞等人敢于隐匿关键证据，固然有其自身的心存侥幸：一方面，当轮奸、抢劫大案频发，压力从党委、政府自上而下传导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将抓获张振风等人视为建功立业的功绩，为了立功和避免承担错案责任，他们要将错误进行到底;另一方面，这些年来，警察渎职、徇私枉法的处理偏轻为他们壮胆，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处罚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合计占到85.4%。
　　但是，仅仅是警察的心存侥幸，并不足以让警察陷害成功。警察敢于陷害，并且让这起陷害案一路畅通，5名被害人被判处重刑，就因为存在制度上的黑洞。正是制度上的黑洞，让柘城警方的心存侥幸变成无所畏惧，进而高枕无忧。
　　制度上黑洞之一，刑事鉴定自侦自鉴，让鉴定基本掌握在公安机关一家之手，给某些警察败类以可乘之机。在刑事案件之中，鉴定是最为关键的证据之一，曾几何时，证据变成了是非，法医鉴定、精神病鉴定等鉴定相互矛盾，有关人员从中上下其手的事例不计其数。黄静案出现五份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全国人大出台决定，终于结束了法院的自审自鉴，但并没有改变侦查机关的自侦自鉴，侦查机关自行鉴定，而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无法有效参与鉴定的现状没有改观。精神病鉴定更是只能由公安司法机关提起，犯罪嫌疑人无法启动。DNA鉴定往往也是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公安机关不进行鉴定，甚至是提取虚假的样本进行鉴定，陷人于罪易如反掌，而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通常无法要求重新鉴定或者提起鉴定，至多只能要求公安机关重新鉴定。
　　制度上黑洞之二，审判之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并没有得到改观，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制裁并没有建立，刑讯逼供取得证据仍然在法庭上畅通无阻。有了有罪供述，DNA鉴定的缺失并不要紧，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在这一细节上纠缠。而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制裁的缺失，使法庭不会专门对是否刑讯逼供进行庭审，不会要求控方就不存在刑讯逼供进行举证，更不允许被告人单独就此问题提起上诉，刑讯逼供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庭审中的重点，侦查期间的刑讯逼供制造出的有罪供述轻而易举地成为呈堂证供。
　　即使是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冤案也难以避免。但是，法治后发国家与法治发达国家区别在于，冤案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也就是说，司法制度能否踏着冤案的鲜血前进，变得更加文明和周密。司法制度就像电脑中的软件，需要不断地完善，防范他人有空可钻，而冤案就像每个钻入软件中的病毒，每出现一个冤案，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有的放矢打上补丁。从杜培武案到佘祥林案再到赵作海案，冤案一再发生，也许就在于我们就案谈案，处理责任人完事，而不愿也没有给制度打上补丁。赵作海案后，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算是给我们司法制度打上两个补丁。不过，从张振风案的曝光看来，司法制度还有更多的补丁要打：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的现状必须改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必须有更多的权利来参与鉴定;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制裁完善规则必须建立，而不能是现在的仅仅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几条简单的规定。否则，下一个胆大包天的余鹏飞式的警察败类仍然会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