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腐败新趋向的探讨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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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文章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面临的腐败新趋向问题不容忽视，并在分析腐败新趋向成因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具有建设建设性的遏制腐败新趋向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新趋向成因对策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决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番话切中时弊。可见，对当前腐败问题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而在更全面、更深刻的层次上对腐败现象进行剖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时期腐败新趋向
　　1、腐败与犯罪趋于同一。在人们以往的认识中，腐败一般是指吃吃喝喝等生活作风问题，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腐败行为，已远远不是那么简单。要么是巨额贪污受贿的蛀虫，要么是走私贩私的巨枭，其行为早已构成犯罪。虽然在现行的刑法典上没腐败罪这一罪名，但今天众多的严重腐败行为，无一不已触犯了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条款，而且大多数还是严重犯罪、共同犯罪和职务犯罪，其社会的危害性远比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大。
　　2、腐败主体趋于群体化。一是“家庭化”职务犯罪。此种犯罪以权力为基础，以金钱为目标，往往是家庭成员多人参与，成为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大肆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其妻参与共同犯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伙同其妻赵幼娟、其子林如海收受贿赂500余万元，结果是3人全部锒铛入狱。职务犯罪家庭化，已成为反腐败斗争中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单位犯罪和群体犯罪。主要出现在一些领导班子、一些权力部门和一些与权力部门密切相关的企业中。这种带有群体性的腐败行为，被揭露出来的也是屡见不鲜。如前两年查出的海南、丹东汽车走私大案，去年查出的湛江、厦门走私大案等等。这类案件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一个挖出一群。
　　3、腐败客体趋于多元化。腐败现象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各个领域。政治腐败表现为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像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以手中掌握的“官帽子”为诱饵，从受贿给官到公开卖官，大肆敛财，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干扰和削弱了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的建设，造成了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经济腐败的表现是贪得无厌，像成克杰受贿金额达到1000万元还未满足。从近年揭露出的腐败案件来看，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情节之严重，性质之恶劣，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4、腐败现象趋于公开化。腐败原本是偷偷摸摸之举，而今有的早已走上了前台，不再遮掩。一是“公贿”现象严重。某些不法分子打着为“公”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利用公款进行行贿。如沿海某市交通工程处主任王某公开说，他在接一个上亿工程时，不花上百十万请客送礼，甭想接到工程。有时花上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工程还是未能接到，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二是为局部利益而公然丧失原则。如河北省原人大副主任姜殿武，在任职保定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时，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同意在白洋淀开发区的温泉城里开赌场，搞博彩，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便是“吸引外资”。三是思想空泛，认识迷茫，公开让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一些党员干部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居然拾起封建迷信的“符咒”，搞出一幕幕愚昧的闹剧。这些都是腐败现象的具体表现，实质上也是腐败趋向公开化的某种表现。
二、腐败新趋向的成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使—些腐朽思想意识沉渣泛起，部分党员、干部主观上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淡化，价值取向移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最终滑向腐败的深渊。（1）贪婪心理。一部分党员干部由于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一切向钱看成为金钱的奴隶和俘虏。（2）失衡心理。在新旧体制更替带来的利益调整面前，看到一部分人先富、快富起来，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随之变化，由眼红到心动，由心动到行动；由试一试到大把捞，对金钱的欲望不断增长。（3）侥幸心理。一些领导干部作案时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不签名、不留名，自以为手段隐蔽，天不知，鬼不觉，抱有侥幸过关的心理。（4）不以为然心理。由于近年来对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处理偏轻，一些干部因此产生了“试一试”的心理，认为作风问题无碍大事，因此放纵自己，追求感官刺激和腐朽的生活方式。（5）居功自傲心理。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为本地区、本单位做过贡献，获得过荣誉，就认为，既然自己做过贡献，得到“回报”也是理所应当的。
　　2、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由于体制、政策滞后等因素，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外在的客观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还不健全，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规则还不完善，政企也还没有完全分开。政治权力对于经济行为还有相当大的支配力。在国有企业中，只有劳动者、经营管理者，没有所有者。这种所有者“缺位”现象，作为现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有特性，它意味着资产占有主体是全体人民，占有方式是共同占有。由于共同占有的整体和不可分割性，所有权的主体被抽象、虚化了。所有者“缺位”，必然造成权责主体“虚化”。实践中，仍未完全脱离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厂长、公司经理，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代表，权责存在真空，在缺乏一定利益约束、监督约束的机制下，一般不会像财产所有者那样追求资产的保值增值。相反，在改制中，一些私欲膨胀的企业领导人员，利用职权，通过隐蔽的、内外勾结等多种非法手段，揩国有企业的油，发国有资产的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从体制上分析，腐败“易发”和“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机构改革相对滞后，现行的某些管理体制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机构的设置还不够合理，职能分工不够科学，有些该下力气管的部门人手不足。如一些具体的执法部门，对违法违纪的行为因人手不足而打击不力；有些管理部门权力过大，不该管的事争着管；一些该合并的部门没有合并，造成多头管理，办事相互推诿、拖拉。这样的管理体制，非但不能提高办事效率，还使以权谋私者有机可乘，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3、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权力过分集中，因而导致权力异化、偏轨运行现象，这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的监督机制很完备，但实际上各种监督机制很难落到实处，众多的监督方式未能切实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有些主要领导干部监督意识薄弱，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愿监督，内部监督弱化，言路受阻，批评受压，举报受瞒，正气受挫。而监督制约失去民主基础，失去群众信任，便难以发挥职能作用。尤其是在现行体制中，决策权和监督权一体化，也使监督的效力打了折扣。本来，领导干部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一些单位的领导往往把决策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有的是党、政、纪一肩挑；有的是一把手说了算，片面强调首长负责制，使监督权发生错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担任重要职务或在重要岗位上的人便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