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司法独立——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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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它调整着国家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产生之渊源乃“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本文就从恩格斯对司法独立溯源之理论谈起，对其观点进行批判的继承，从司法独立与自由、权力的关系分析至我国司法独立的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三权分立 权力 自由
一
司法独立源于国家权力的内部分工，而关于权利分工的理论源头，恩格斯借用宗教术语对这一分权理论作了一种形象表达：“如果说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也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那末，在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这种权利分工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即人类对于自己所创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充满着猜忌与戒心；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人们就想通过对一种国家政体形式的塑造，将国家分解成由不同主体掌握的权利，从而防止权力的集结而导致对人民权利的危害。专制政体对于人民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扼杀人民的自由，用统治者的意志来代替人民的判断。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武器，但它维护的资产阶级专政亦有其落后的一面，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种分立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关而实行的日常事物的分工罢了。”
所以，恩格斯就司法独立产生渊源认为为“人类对自身的恐惧”。笔者认为，对于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渊源之理论，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地继承。按其观点，虽然司法独立缘于“恐惧”，但其存在并适用至今，而且现在的法治文明社会更加强调司法独立，那么，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下面笔者就具体阐述一下。
二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决定了法律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赢得合法性。司法独立是人类为实现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制度安排，然而司法独立并非一种超历史的客观存在，它必须受制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这一原则“最透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当时西方的文化中就流淌着“人有原罪，性本恶”之性恶论；亚里士多德亦认为人性本质即贪婪可恶，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加之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是原罪的，被上帝定罪而流放尘世，两者共同构成西方性恶论的基石。由此可见，恩格斯司法独立理论之人性论基础是正确性的。可以说恰当地运用了唯物辩证论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自由
16、17世纪，人文精神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其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统治下的人依附于教会且个性被压抑的极端主义而提出来的，进而由宗教改革演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社会变革。应当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个人自由的理论，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司法独立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
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②。”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的事情~3”。对孟德斯鸠的这句话有些学者认为，“能够做”是指行动自由，“被迫做”则隐含着意志自由。关于意志自由，黑格尔曾指出，“法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④。”一个人在自己享有意志自由的时候，应当尊重对方的意志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也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的意志自由而随意破坏他人的意志自由，则是对他人尊严的一种侵犯。和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样，组织的意志也是自由的，也应当得到尊重。因此，尊重法官和法官的意志自由，就应当允许法官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和选择，同时不干涉法院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所以，只有司法独立了，才能真正的保证人的自由。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恩格斯认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为了实现单凭个人力量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和自我保护，满足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需要，就必须建立并参加国家共同体，并让渡一部分可与自身相分离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给国家，“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形成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就包含司法权。
（二）司法独立与权力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独立的政治基础是权力分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的具体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经立法机关同意有权任命法官，或者行政机关提名法官代表，由国家元首任命，而违法失职的法官则有立法机关进行弹劾；二是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有权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审查并予以撤销；三是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是否违反宪法，法院拥有否决或撤销的权力，即违宪审查权。而法院要行使后两种权力，很显然其必须拥有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干涉的独立地位和权力。但由于法官通常由行政机关任命或经立法机关批准由行政机关任命和立法机关有权对违法失职的法官进行弹劾，加之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对社会发挥重大影响和行政机关拥有广泛而庞大的行政管理权，因而司法权容易受到侵犯、威胁。
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汉密尔顿曾深刻的指出：“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必可察觉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由其具备的干扰与危害能量最小。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部门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司法权不受干涉就显得非常必要了⑤。”
因为人们“恐惧”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下司法权受到立法权、行政权的侵犯、威胁与影响，为了防止这种“恐惧”的发生，所以要求司法独立。由此，司法独立便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处理司法权和立法权、行政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而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只规定司法独立而不规定立法独立、行政独立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