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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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安乐死”一词最早见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自上世纪30年代起关于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已存在并延续至今。如何界定安乐死的法律性质、搞清安乐死与犯罪的界限，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这里笔者将结合国情和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重点对安乐死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和判定，通过与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比较：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个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的特征以及从犯罪的客体，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体，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剥夺他人的生命。通过这四点来看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得出结论：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杀人罪加以定性，只是在对其进行处罚时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来确定量刑幅度和应当适用的刑罚。对安乐死构成犯罪在伦理争论、道德和情法抉择方面的分析。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故意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我国，大多数的人都赞同安乐死或立法实施安乐死，笔者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再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
关键词：安乐死; 故意杀人罪; 道德  立法建议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安乐死”一直都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关注与思索，尤其是今年，当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命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时，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安乐死”这一涉及医学伦理范畴的议题。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重点放在对安乐死法律性质的探讨上，荷兰2002年4月通过“安乐死”法案，是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世界上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两个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法国也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近日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对安乐死的性质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对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不应盲从而应结合国情，并从法律、伦理、道德角度综合加以判定。
一、;安乐死法律性质的认定
（一）生命权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理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
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二）合宪性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
(三)安乐死构成犯罪
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志，因而对安乐死构成犯罪的探讨应首先从这里入手。 ;
1.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 ;
首先，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这主要从司法层面作的解释。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性，即刑法第13条所列举的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性。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对安乐死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认为安乐死是一种最为优化的死亡方式，体现了人道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排除安乐死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性。正如人们常说的“大义灭亲”为了正义而杀人或许能从道德上得到世人的同情，因为其动机是善良的，但行为本身确是对社会有害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上述两种解释并没有排除良好动机的非社会危害性，这是其一。
其二，笔者认为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应当结合国情和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和判定。如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城乡生活水平不均衡，医疗保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使得安乐死合法化存有很大弊端甚至成为一些人实施合法杀人的借口。此外，安乐死的危害性还表现在：推卸国家与社会的医疗、救治和关护责任，贬损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医护工作者可能会以实施安乐死来逃避救治责任甚至加以滥用(如将安乐死作为掩盖医疗事故的手段)；人们对待生命的珍视程度将会被淡化，从而错误、随意地对待生命，轻率地放弃生命，更有甚者会虐待和残杀生命。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安乐死将给社会造成的物质损害以及对社会、政治、民众心理带来的危害。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的原则执行。
2.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安乐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受嘱托杀人”行为(受已有自杀意图者的嘱托而直接将他人杀死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在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中，如果实行正当防卫或执行公务而将他人杀死，并不构成犯罪，自杀行为也不构成犯罪。这里用“非法”二字来排除合法杀人，超出了这个范围的其它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的杀人均为非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是一种排除犯罪性行为。所以，凡未经法律明文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典型的例子是“安乐死”案件)，在判断犯罪的成立时，原则上均不发生排除犯罪性的作用，这是法律秩序的要求。因此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3.安乐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安乐死亦不例外。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正是其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前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受惩罚和不需要惩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然就不存在应受惩罚的问题，而不需要惩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本应惩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如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有自首、立功等表现，从而免予刑事处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对安乐死案件作出的免予处罚的判决就属于后者。 ;
(四)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1.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
（1）从犯罪客体来看
安乐死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 ;
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故意杀人罪的行为方式多样、手段通常较为残忍，如枪击、刀砍、斧劈、拳打脚踢等，而安乐死却是采用医学手段使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其行为不具有残忍性。但是行为方式的如何并不影响患者死亡结果的产生，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且在安乐死实践中这种“痛苦”的概念往往是模糊和难以操作的。例如对植物人、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他们没有决策能力，也没有能力赋予其他人替其做决定的权利。那么“安乐死”的决定是否是病人的真实意志，病人意志的丧失和医学知识的缺乏，在实施“安乐死”的时候需要医务人员的协助，这种非自我力量的介入，使得问题变的复杂化。如何确定其“痛苦”和本人的“真诚嘱托”?每个患者由于其自身体质、受教育情况、宗教信仰、个体价值观的不同而对待生命的意义和痛苦的忍耐程度也是不同的。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提高，人类所能治愈的病症越来越多，那么所谓的痛苦又谈何而来呢?如果说一个人为杀死某人而采用在其食物中加入安眠药或其他麻醉药品的方式来达到其杀人目的，这种造成死者无痛苦死亡的行为，显然属于故意杀人。 ;
（3）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 ;
主观方面出于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剥夺他人的生命。从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生在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时无论采用何种行为方式，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其行为的后果会造成或可能造成病人的死亡，其主观上是以追求或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发生为目的。从犯罪动机看，故意杀人罪的动机是复杂多样的，通常表现为仇杀、情杀、财杀等，而安乐死的动机则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是目的与动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动机不是犯罪构成必备的主观要件，目的只是构成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前者偏重于影响量刑，而后者侧重于影响定罪。因此，安乐死行为并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善良动机而将其视为非罪化，动机仅仅是量刑中应考虑的一个因素。;
（4）从犯罪主体看;
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而安乐死的主体一般为医生或病人亲属，这是由安乐死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往往需要医生的确诊并采取适当的医疗手段，这使得医生成为犯罪主体的必然。而对无行为能力人(如植物人)实行安乐死会出现患者亲属基于亲权关系主动实施或请求医护人员实施的情形，因此病人的亲属也可以成为安乐死犯罪的主体。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他人成为犯罪主体的可能，因为只要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且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可视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主体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