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立法听证：制度民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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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听证终于在中国的立法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开始它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民主立法方式出现于地方立法实践之中的，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于1999年9月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听证，就是中国立法听证实践的先声。之后便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全国人大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经过这样的发展，立法听证对中国立法而言，已不仅是一种立法方式，而且更是一种立法制度。这样，它对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就具有更大的价值。
　　立法听证无论作为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立法的民主制度，它都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意见，将这种意见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或参考，使立法决策合乎民主和尽可能达致科学。立法听证的根本属性是同立法尤其是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直接相联的。但立法听证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制度，它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实施是立法主体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立法主体有时可以采行而有时可以弃之不用、在这一立法事项上可以采行而在另一立法事项上则可以置于一旁的非法定的民主立法行为或民主立法措施。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对各方面的主体都有直接的正面价值。实行立法听证，对立法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立法决策；也有助于使他们受到启发、受到监督，使所立之法成为良法，或是使所立之法不至于背离实际、背离公正。实行立法听证，对利益相关的主体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表达对立法的要求或希冀，也有助于他们监督立法过程尤其是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或尽可能地反映他们的合理的心声、尊重他们的可取的意愿，或是使立法不至于漠视他们的心声或意愿。实行立法听证对公众而言，有助于他们直接参与立法，有助于他们了解和监督立法过程和立法决策，从而使立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的利益和智慧，更好地表达公众的意愿。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在立法决策之前以及立法过程的其他有关阶段，使各有关方面可以就同一主题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从各有关角度发表意见，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正面交锋，从而便于立法主体从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正面冲突中了解各相关方面的意愿。在这方面，立法听证比之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座谈会、论证会这样的活动中，通常缺少矛盾的正面的全方位的冲突，参加座谈会、论证会的组织和个人，大都就某个特定的角度发表意见，提出这些意见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或缺少相对方的参与和论辩，这就使座谈会、论证会所汲取的意见，通常容易成为多种一家之言的汇集，而难以汲取在论辩中产生的具有综合价值甚至升华了的更高层次的意见。
　　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可以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训练的空间范围。听证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的课堂，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直接参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实际演练，尤其是社会公众直接参与民主、享受民主的有效途径。在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普通的社会主体特别是公众，直接获得民主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演练的机会，同一个走向现代民主、现代法治环境的大国的要求相比，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立法听证这种制度民主，正可以在这方面弥补我们的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