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在进化中的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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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法律哲学，主要不外乎二点。第一点是：自然法是一切法律之基础；第二点是：自然法不是死殭殭地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与时俱进的有机体。因此，我的法律哲学，可以用一个标题来概括：在进化中的自然法。
　　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曾留学德国，从当代最享盛名的法学家斯丹木拉（Stammler）先生，研究法律哲学。斯氏是一位新康德派的领袖，他曾用过“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Natural;Law;with;a;variable;content）这句话。就表面上看，“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和我现在所讲的“在进化中的自然法（a;growing;Natural;Law）”意义似乎相同。然而二者的含义，实有一根本的不同点。事实上，斯氏并不相信自然法，因为他认为自然法是一种形上的观念。虽然在他1896年出版的巨作-《经济学与法律》-的第三十三节中，曾用“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一词，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借性的用法而已。然而在该书1906年再版时，他却把“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一词，更改为“一个客观的公道法律之可能性”（Die;Moglichkeit;eines;objective;richtigen;Rechtsenkalts）。因为他是一位新康德派的领袖，所以他是一位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他希望把所有形上和本体上的假想和难题，一概避而不谈。虽然他主张法律的概念和理想，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可是他只论到人类思维所及的范围，而不能替形上的世界讲话。斯氏对法律的概念所探讨的问题是：法律一词的普遍意义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氏将法律的概念，逐步演绎如下：
　　（1）一切人类经验的各种不同形式，不是印象，便是意志。法律很显然地是属于意志的领域。因此，无论什么法律都是意志。
　　（2）人类的意志不是与个人的生活有关，便是与社会共同生活有关。法律很显然地是与社会共同生活有关。因此无论什么法律，都是有关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3）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有二类可能的方式：一类是可以自由服从或不服从，不受拘束的任意性规范；另一类则是受外在权威的制裁，而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法律显然是属于后者。因此，所有法律都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4）然而仅仅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尚不能称为法律。为了被称为法律，那规范不能是一种擅断的命令，即使是一个主权者的擅断命令也不能称为法律。申言之，法律不能由于一个主权者逞一时之好恶，任意加以违背或修正，法律一经公布施行，连同主权者在内，一体均受其拘束。所以斯氏获得一个结论：法律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斯氏以为，法律的理想在于公道，他对公道所下的定义是：“各个法律意志的指南。是根据自由意志人的纯粹群体之概念而定的。”从这一极度抽象的理念，斯氏对公道的法律推演出四条普通的原则，并将它们分成二类：第一类是两条互敬的原则，第二类是两条分享的原则。互敬的原则便是：
　　（1）任何人的意志，均不应被制于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
　　（2）任何法律的要求，仅能以对方负义务者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为限度。
　　分享的原则便是：
　　（1）一个法律社会的成员，既受该社会法律的支配，即不能任意被摒除于该法律社会之外。
　　（2）法律赋予一个人处分权时，其排除性只能以被排除的人，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为限度。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由上述第一类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得知，“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的意思，就是“仍能维持他的人格尊严”；而由第二类的上下文观之，“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的意思，便系“仍能够维持他做人的起码生活。”
　　这些原则诚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的意味；它们同是植根于人类的尊严，和其生活之所需上面的。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斯氏似乎不需要运用其所偏爱的逻辑来获得它们，以致使他的哲学治丝愈纷，而且过分的人为化。我并不明白，这些原则何以渊源于“自由意志人的纯粹群体”。我宁愿认为，斯氏在生活和法律方面，所表现的强烈道德观念和基督教的正义感，使他对这些原则，义不容辞地作有系统的排列。我个人则毫不犹疑地将它们并入为自然法的原则。
　　我目下对斯氏法律和公道哲学的态度，很像奇儿孙（Gilson）对康德学派的批评，他说：
　　“或许康德的伦理学只是一种基督教的伦理，但与使它合理化的基督教形上学截断关系了，虽然仍是一座堂皇的朝宇，只可惜它的根基已被破坏！”
　　当我正在斯氏门下受业时，我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荷尔姆斯先生（Justice;Holmes）仍不断保持连系。虽然我对他们二人均甚尊敬，可是没有其他两个人的思想，比他们两人更为歧异的了！斯氏说：“法律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意志”；荷氏则说：“法律不过是测度法庭在事实上将作如何判决的一种预言，如此而已。”斯氏在法律的探讨上，常不停地说：“逻辑第一”，荷氏则声称：“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斯氏甚为强调“形式”和“内容”的对立，他说：“当为正规的思维方法，形式独能顾及问题的各面；而内容则无能为力”；另一方面，荷氏则不喜欢“形式”，在他1923年9月20日给我的信中说：
　　“刚寄出前信后，关于思维的形式，我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不论形式观念有无价值，形式的唯一用处，只在保存内容。如同一支啤酒瓶的唯一用途，只装置啤酒（或其他合法的饮料）。若是一支空瓶的话，即使对它作无限的冥想，也无从产生啤酒。”
　　我以为他们二者的观察，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正确的。在1923年3月号的《密西根法律评论》中，登载我一篇题为《荷尔姆斯法官的法律哲学》的文章。文中我称斯氏的法律定义为“法律的概观（Conception;of;Law）”。我主张合概观与个观的知识，来充分理解法律。事实上，法律的本质，必须从整个知觉中探求，法律哲学的目标应为完整的知识。我以为，不论法律的概观和个观，均假定法律系自己存在的东西（thing-in-itself）。因此他们二者是“从不同的立场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那存在着的法律。”我们若运用逻辑的推理，便可获得法律的概观；若运用经验和心理学的知识，则可得到法律的个观；如果应用直觉的方法，便可在本体和整体方面理解法律。换言之，为了调和斯氏和荷氏两相对立的立场，我们被迫提升到另一较高的观点，这便是拙文的要旨。拙文事后获得双方的赞同，你们也许觉得惊奇吧！荷氏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那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获得我的共鸣。我很高兴看到你亦帮着‘自己存在的东西’这一边。这似乎使我猛然领悟到，我们都承认世界并非一场梦。然而我就不太明白，何以无一点看到或想到的素材，而仍能有一个观或概观的出现。这难到不是在作梦中才会发生的吗？”
　　信中荷氏又说：
　　“你对法律喜爱得像情人般的情绪，着实令我高兴。我只担心，当你步入生活现状的生硬一面，你的热忱可能渐趋暗淡。然而如同我所希望和你的文章所显示的，你的腹中自有一团灵火，生硬的事实将会变作燃烧，使你灵火生焰发旺。”（1923年2月5日）。
　　斯氏对于我这篇文章，则特别著文详加讨论，刊登于1923年5月号的《密西根法律评论》。他赞成我以“法律的存在（existence;of;law）”问题，作为我的法律哲学的出发点。我主张法律的本质，必须从我们整个知觉中探求，斯氏完全赞同；而且他也同意心理学和认识论，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他虽然仍旧坚持逻辑和纯粹形式的优先，但同时他亦承认概观和个观，或者先天与后天之间，作一综合的重要性。他在该文的结论中总括的说：
　　“为了学理上清晰之便，我们不能不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复杂观念。我们必须在各种要素互相协和方面公开综合，同时必须分辨出不受制于条件的逻辑观念，我们称其为纯粹的形式。”
　　“为了实用上的方便，我们需要形式和内容的合一。形式是以主妇的姿态而进入属于现象界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制约作用的，内容如果没有形式，就没有意义了。在实用上，我们并不注重对比，我们所注重的应是一个圆满而和谐的整体。”